从《玉米》、《哺乳期的女人》到《推拿》，作家毕飞宇终于“进城”了，这种有关城市的写作是否赶时髦？毕飞宇说，要表现当代的中国必须写城市。“真正让中国作家觉得下笔困难的，不是城市，也不是乡村，而是当代性。”但这种当代性却同时意味着这个过程必须是动态的。

    “如果我写农村的话，我可以把时间向前推，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最晚到80年代。但是城市化的历史才不过短短20年。一个作家生活在当今是幸运的，因为有这么多题材可写。静态的东西容易把握，表现动态却是极其困难的一件事情。”毕飞宇说。

    （吴敏，摘自12月6日《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