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明
某年初夏的一天，一位讲广东腔普通话的女同志打来电话，用急切的口吻说：我叫王雁，是沙飞的女儿，有本《沙飞纪念集》，想送中国现代文学馆作为纪念。我现在去行吗？
沙飞？我立刻想起几个月前，上海《文汇报》曾刊载一篇署名沙飞的短文《我最后见到鲁迅先生的一天》，大意是写他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八日——鲁迅先生逝世前的十一天，在上海青年宫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上，同一批青年木刻家陪同鲁迅先生参观展览时的情景。就在那一天，他拍摄下了几帧鲁迅和青年木刻家围坐在会场藤椅上亲切交谈的珍贵照片。还有此后几十年来被文艺书刊经常采用的鲁迅先生端坐藤椅，侧身手持香烟的那幅名作……我脱口而出：
“就是为鲁迅先生拍照的那个摄影家沙飞吗？”
“是噢，是噢。”显然，对方有些意外，兴奋地说，“你知道我父亲，知道沙飞？！”
我说：“刚刚知道。原来那些为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照片就是他拍的。欢迎你来！”
王雁风尘仆仆地来了，带来几本十六开装帧精美的《沙飞纪念集》。为何是纪念集，而非摄影集？我翻开目录一看，方知原来还是以摄影作品（精选的代表作）为主，夹杂了沙飞文摘、沙飞手迹、沙飞年表等研究与纪念文章。还有一批领导人和将军的题词，因起书名为纪念集。
首页，也是首先映入我眼帘的，便是那帧鲁迅先生手持香烟、侧身凝视前方的照片。接着是鲁迅同青年木刻家在一起。而后就是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逝世后的遗容及葬礼场景的照片。沙飞没有想到鲁迅先生走得那么早，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当他获悉鲁迅先生因病不幸辞世的噩耗，当天便赶到四川北路鲁迅寓所，怀着沉痛的心情，摄下了先生最后的遗容及二十二日隆重葬仪的情景。这是弥足珍贵的、具有文献价值的历史性照片。
根据沙飞文章所述，十月八日鲁迅先生在参观木刻展览时，还问他：“你最近拍了些好照片吗？”沙飞回答先生：“在十六铺（上海）码头拍了几张工人生活，最近我喜欢学木刻了。”
“那么应该特别注意学素描哩。”鲁迅先生关切地说，“基础打好才能产生好作品啊！”
这是鲁迅先生对沙飞最后，也是印象最为深刻的教诲。
本来，沙飞在家乡广州读书时是喜欢文学的。后来到了上海，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加入上海摄影团体——黑白社，开始从事摄影艺术。后又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和木刻，这时，便有幸同一批青年木刻家结识了鲁迅先生。结果，一九三六年底，因拍摄和发表悼念鲁迅先生活动的新闻照片，沙飞被上海美专勒令退学。
这期间，他还专程赴华南国防前线南澳岛进行摄影采访。邹韬奋先生在他主编的《生活星期刊》上，特地以显著位置发表了沙飞题为《南澳岛——日（本）人南进的一个目标》的专题报道，受到社会人士的关注。
面对日寇的入侵，他渴望投身抗战。于是在一九三七年夏末北上太原。后经周巍峙介绍，担任了全民通讯社的摄影记者，从此他走上革命生涯。在此后整个抗日战争的八年烽火连天岁月，他是在晋察冀边区度过的。
试设想，一个广东人，一个来自大上海的青年知识分子，忽然间到了满目荒凉的北方，到了崇山峻岭的野山沟，要穿“青纱帐”，要蹚滹沱河，要同日本侵略者作战，要经受枪林弹雨的考验……这需要多么坚强的毅力和勇敢的精神。
沙飞原名司徒传。之所以起名沙飞，他说：“我要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说明他在黑暗的旧中国是多么向往光明与自由。所以到了边区后，他自觉克服了生活上、语言上、习惯上以及工作上的种种困难，全身心地投入祖国的解放事业。
翻开沙飞的摄影作品集，在抗日战争八年的烽火岁月中，许多重大战役，如攻克平型关、百团大战、敌后反扫荡、平汉铁路伪警防队一千八百人的起义……许多著名的八路军将领，如聂荣臻、贺龙、王震、萧克、程子华、舒同、关向应、吕正操、王平、杨成武、孙毅、朱良才、聂鹤亭……都在他的镜头里留有逼真的身影。还有八路军同根据地人民的鱼水情、大生产运动的生动图景、游击区民兵自卫队的军事操练、八路军崇山峻岭的转战、国际友人访问边区、活跃在青纱帐里的攒击健儿、抗大学员的训练生活等等历史场景的生动记录。
其中，有三组照片特别引起我的注意：投身抗日战争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聂荣臻将军与日本姑娘美穗子，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代表马歇尔军调部三人小组在张家口。
记录白求恩大夫在晋察冀边区战火中医疗生活的照片，收在纪念集中的共计有十九幅。这当然有所选择，实际上恐怕不止这些。因为这个从上海来的会讲一口流利英语的摄影记者沙飞，同延安来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相识后，很快成为挚友。白求恩也爱好摄影，时常背着一架照相机，两人更有了共同语言。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当白求恩为伤员做手术时，因受病毒感染，不幸在河北唐县病逝。沙飞听到消息，极为悲恸，立刻从前方骑马扬鞭星夜飞奔回晋察冀，为友人送行。他不但平时为白求恩摄下了许多生动的镜头，也为我们留下了白求恩最后的遗容和葬礼的情景。白求恩大夫临终前写给聂荣臻将军的信中遗言：请将他那架心爱的德国相机送给沙飞，足见他们友谊之深！在炮火连天中，沙飞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走到哪里，始终带着这架象征友谊的相机和装在一只小铁盒里的鲁迅先生照片的底片。
曾经在晋察冀边区传为佳话的聂荣臻将军关怀一位被八路军营救的日本小姑娘的感人故事，发生在一九四〇年八月，八路军在攻占了河北井陉煤矿后，发现一个孤零零地站在矿区哭泣的日本小姑娘，八路军抱回这个战争孤儿，悉心照料了她。聂荣臻司令员关心地见了这个小姑娘，派人送还日本军队。四十年后的一九八〇年，当年的小姑娘美穗子长大成人，感激涕零地带领全家到北京专程面谢聂荣臻元帅。美穗子还给沙飞的女儿王雁寄来了感谢信及她全家的照片，也由衷感谢沙飞为她记载了那段感人的历史。据王雁说，在战争年月，她父亲一向很吝惜胶卷，但为拍摄这件事，竟用了三个胶卷追踪拍摄。父亲说，这是为了让后人知道中国人是如何对待日本人民的。
一九四六年三月张家口的军调部三人小组——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代表马歇尔的历史性谈判，是一场艰苦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沙飞为此历史重大事件摄下了宝贵的镜头，留下了历史的足迹。
一本厚厚的《沙飞纪念集》，一帧帧具有文献和历史价值的珍贵照片，真实地记录了一个被压迫民族不屈不挠、争取民族解放的光辉历程，生动地展现了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终生的一代革命伟人以及国际友人的影像，从中也可以看到，沙飞作为与我国著名摄影家吴印咸、石少华并称的“解放区三大摄影家”，是中国革命摄影事业的开拓者。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沙飞在精神病发作的情况下，将为他治病的日籍医生枪杀，而后被判处死刑。一九八六年有关方面重新审理此案，沙飞错案得到纠正，多年来那一帧帧不能署名的沙飞的照片，如今又被人们重新认识、亲近起来。这一幅幅历史画卷，无疑是中国摄影事业的巨大财富。
谢谢王雁，让我有幸认识了摄影家沙飞，尽管时间推迟了将近半个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