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博

    “你是唱挽歌，还是祈祷？”在1996年出版的《高晓松作品集·青春无悔》中的歌曲《月亮》里，高晓松写下了这样一句歌词。当年，诗人顾城自戕于新西兰激流岛，让高晓松深刻地感觉到一个时代正在无可挽留地远离自己，于是他对即将到来的下一个时代，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我无法描述出那个时代的确切模样，只记得那些书包里的诗集、校园里的诗社，还有女生们收集的写满小诗的书签。那时候写一首诗比现在唱红一首歌收到的信还多，那是个白衣胜雪的年代，四周充满才思和风情，彪悍和温暖。”当年27岁的高晓松，一只脚站在青春的尾巴上，另一只脚踩在社会的入口处，怀着一种惴惴不安的心情，为自己过去的20多年时光留下这几行文字作为纪念。

    分裂者高晓松

    今年四十有三的高晓松，依旧没搞清楚自己究竟是该唱挽歌，还是该祈祷。16年的如梭光阴，让他从当年面容清瘦的长发少年，变成了如今身材发福的长发中年，从那时风花雪月歌曲的作者，变成了现时作为公众谈资的娱乐人物。他的命运轨迹仿佛是一道并不优美的抛物线，被截然分割成3个不同的段落。

    1994年之前的高晓松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公子哥儿、清华大学的高材生以及多愁善感的校园诗人；1994年到2011年的高晓松是《同桌的你》的词曲作者、校园民谣的领军人物以及艺术电影导演；2011年至今的高晓松，成了醉驾者与劳改犯，外加票房不佳的商业电影导演。

    乐评人李皖说高晓松其实是两个人，歌曲中的高晓松“纯情得一塌糊涂，好像随时要哭出来，让人以为他是个内向、伤感、学生气十足的人”，但现实中的高晓松却“轻佻、贫嘴、痞里痞气，满脸是浮夸的笑，满嘴是七荤八素的浑话，没一秒钟能够安静”。

    这样两个共宿于同一副躯体中的高晓松在离开校园20年后，依旧在回忆着青春、爱情、理想以及梦想，他将这些回忆的文字汇集成书，并取名《如丧》。关于书名，高晓松解释道：“那些特别美好又时常让你感到慌张的青春岁月，在你毫无准备的某一天突然就没了，这是最让人难过的事。‘如丧’其实就是如来的反义词。如来的意思是如同要来，还没来，但终归会来；而如丧就是如同要丧，还未丧，但终究要丧。现在的我，就处在一个如丧青春的年纪。”

    在青春渐渐走远的同时，那颗曾经平静而从容的心也成了高晓松最怀念却最难以寻回的东西。浮躁过后是更加浮躁，膨胀下面是愈发膨胀，一次愚蠢的醉驾伤人，瞬间将高晓松从天堂抛到了地狱。

    184天的牢狱生活，让高晓松获得了反思的时间。他发现即便是监狱里的雨声，都要比平日里距离自己远100米。在四堵高墙间，高晓松想起了很多过去的人与过去的事，就算是那些只相逢过一次的故人，都成了他最珍贵的记忆。

    “我为每个浮现在自己脑海中的故人都写了一首短诗，那是我最真诚并且最朴实的文字。”高晓松说，“我发现只有在监狱里，你的回忆才是纯粹而真实的。如果在家中你想起某位故人，可以立即拨通他的电话，或者翻出有他照片的相册，那种感觉跟在监狱里回忆是完全不同的。”

    理想者高晓松

    除了回忆故人，高晓松更想找回自己。《如丧》的第一篇文章名叫《写给1988年暑假的高晓松》，第一句话便是：“我们终于老得可以谈谈未来。”

    在这篇3万字的小说里，2011年身在狱中的高晓松与1988年刚刚考入清华大学的高晓松展开了一段隔时空的对话，他将现在的自己称作“我”，而将那时的自己称作“你”。

    1988年的“你”，还能靠《霍乱时期的爱情》和《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两个书名与为数众多的文艺女青年搭讪，还在为了连手都没拉过的初恋女孩酝酿《同桌的你》，还有心思跟几个连未来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哥们儿组“青铜器”乐队，还一门心思地为顾城的诗着迷为保罗·西蒙的歌痴醉。而2011年的“我”，却只能生活在一个“再没有人死于心碎，因为一种叫做麻木的特效药治好了这种鬼病”的年月里。最后的结论则是：1988年的“你”快回来吧，“我”不喜欢没有“你”的北京。

    “那时候好多人都在弹吉他、玩音乐。我总是说弹琴的孩子都是好孩子，因为弹琴是一种宗教式的忏悔，它能够洗涤你的灵魂。不管平时的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只要拿起吉他歌唱，你就会变得纯洁无瑕。”高晓松说，“玩音乐就像谈恋爱一样，最初的冲动过去以后，就会有更多的情感灌注在里面。每次琴声响起的时候，我都会想到九月开学时的暖风，还有被风吹开领口的长发女孩。”

    1991年高晓松从清华退学，一路流浪到厦门，和好多来自五湖四海的文艺青年拉帮结伙，每天风花雪月、拼酒弹琴。“厦大的女生们一见我背着把破吉他，就争着抢着给我煲粥喝。喝完粥我们一堆小青年就聚在一块儿，望着女生宿舍楼外海中那艘缓缓驶来的白轮船，想象着自己将邂逅怎样的女孩，遇到哪种类型的爱情。”

    1994年，大地唱片的《校园民谣》甫一推出便火遍全国，而两年后出版的《青春无悔》，更被认为是中国校园民歌的巅峰之作。高晓松说，当年的那批校园民歌就像是自行车清脆的铃声，在汽车笛声四处鸣响的嘈杂都市里，特别容易让人收获感动。

    “过去中国的歌曲很少讲一个人是怎样成长和生活的，歌中的人就像是社会机器上的一个个螺丝钉。”高晓松说，“校园民谣让大家发现，原来螺丝钉也有情感，也值得被歌颂。”

    李皖曾说，校园民谣中最好的一些歌，产生于一只脚踏进成人世界时对青春的回头一望。在《青春无悔》发行之后的16年里，高晓松的音乐激情日减，匠气频增，离婚、电影被禁、入狱等一系列事件裹挟在混乱生活的洪流中，让他渐渐失去锐气，日益力不从心，与自己一直向往的理想主义生活渐行渐远。

    “成长是憧憬和怀念的天平，当它已倾斜得颓然倒下时，那些失去了目光的夜晚，该用怎样的声音去抚慰？”高晓松至今仍在以这样的自问鞭策着自己。

    10多年前高晓松为丁薇写的歌曲《上班族》中的一段歌词，特别准确地描绘了他现今的状态：“于是日复一日，然后年复一年，你上班不厌其烦。想着爱吃的菜，想着前面的家，你不怕夏热冬寒。偶尔你也发愁，偶尔也会回头看一看，看一看放风筝的少年。”高晓松很清楚理想主义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正如他自己的青春也一去不复返一样，但当他奔忙于那些为钱写歌、为钱拍电影、为钱当评委的寒来暑往的日子里时，依旧会不时地回望那个在路边翠绿色小花园中放风筝的少年，因为那只看似遥不可及的风筝，依旧牵动着他身体最柔软的地方。

    1988年的高晓松19岁，正肆无忌惮地走在寻找理想的路上。

    2012年的高晓松43岁，对他而言理想似乎快要变成奢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