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熙
二〇一二年春时，在书房翻阅昔日相册，见到四个难友青春时的遗照。悲楚难耐之际，便有了这篇文章出炉。
前几年，中秋佳节滞留于南京时，本想去看看秦淮河的。南京的友人说，全运会要在南京开幕，沿岸正在装修，你在那儿只会看见立在河边的脚手架。于是，我在八月十五的黄昏时分，与友人登上了长江之畔的燕子矶。之所以我们选择了黄昏，而不是早晨——我希望在那儿能看上一眼明月照长江的风景，以不负一年一度的中秋。
昔日，我从重庆朝天门登船沿长江而下时，在客轮上曾为南京的燕子矶而动容。燕子矶不算高，它三面临水，一边靠岸，像兀立于江边的一个石岛；其石岛中间凹陷两边上扬，状若一只展翅欲飞的飞燕，故而得名燕子矶。它在万里长江上有“第一矶”之美称，因而当客船驶过此矶石时，船上旅客无不跷首相望。当时我就立下宏愿，如有机会在南京驻足，当去秦淮河和燕子矶访古抒怀——因为史书中记载：康熙、亁隆在巡视江南时，都曾在这儿放舟戏水；诗仙李白留下误把南京燕子矶下的长江当成酒泉之传说。传说中的李白，在燕子矶醉酒之时，要跳进长江中扚酒，被共饮的友人拉住了衣襟。从此，李白饮酒时坐着的那块石头，得名“酒樽石”。
可是当黄昏时分，我们攀登上矶石时，这种孟浪情怀却被一扫而光。我首先看到的是一块高高的石碑耸立矶石之畔。走近碑前一看，这是南京大屠杀受难者的纪念碑，碑前摆放着后人缅怀前人、追思历史的各色鲜花。历史记载：一九三七年的十二月十三日，日本攻占南京之后，开始了血腥的屠城。在三十多万死难者中间，有五万多个冤魂死于燕子矶下。当时，这些如惊弓之鸟的平民百姓，想从燕子矶登船北渡过江，以逃离日本人的屠城之劫；但没有想到的是，受到日本江中舰艇的拦截。他们用机枪疯狂地向这些渡江之舟扫射，结果是几万国人的鲜血，染红了燕子矶下滔滔的长江水。
离开大屠杀纪念碑后，我的内心并没轻松下来——因为我们登上矶石的另一翼时，又看见一块劝诫碑。此碑并不太高，但碑文上边刻着 “想一想，死不得” 六个扎眼的大字。友人告诉我，这是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晓庄师范任教时的题字。不用友人赘言，我也猜想得出来：旧中国因贫穷落后，人的生命轻如草芥，一些人因厌世而寻绝路，这儿无疑是个不错的地方，只要登上矶石，闭上双眼身子向后一仰，便跌入波涛滚滚长江之中了。
真是事与愿违，我本来想来这儿潇洒一番的，想不到被这两块石碑搅得七零八落。奈何？这是中国历史刻在燕子矶上的悲怆影像。
友人见我面色沉郁，忙把我从醒世碑旁拉开，让我登上矶石巅峰，波涛滚滚的长江，立刻出现在我的面前。此时，正值落日西沉，霞光染红了宽宽的江面，客轮、游船、挖沙船，捕鱼船，同时穿梭般地往来于火红的长江之上。其中最令人心动的，是燕子矶下一艘供游人游览长江的快艇，正像脱弦之箭驶向了江心。艇尾留下长长的水纹，搅碎了映在江水中的晚霞，艇上两个身穿杏红色救生衣的年轻人，看见了站在矶石峰顶上的我们，便挥动起手臂连连向我们招手致意。待我俩以手臂回应时，那艘快艇已然沿江远去，在大大小小的船只中，它如同一只远飞的小小萤火，跳跃飞舞于长江之中，直到在它的身影在我们的视线中消失。
但是当快艇消失之后，那江心跳跃着的火红晚霞，又如同像浓郁的血色一般，立刻淹没了我的心田。之所以如此，那长江中的血色，让我联想起了昨天登雨花台时看见的那座烈士纪念碑。有那么中华巾帼须眉的血肉之躯，为了缔造新中国前仆后继走向断头台。加上日本屠城金陵，南京可以称得上中国都巿中的一座悲情城巿。这是国人都知道的事情。还有一些国人并不知道的悲情往事，也发生在南京：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九七〇年七月，当“文革”进入疯狂年代，与我同在一条大炕上睡过觉，与我同时修理一个地球的四个老“右”，为了生计到南京来谋生时，也被当成反革命枪毙于南京了。他们的名字是：姚祖彝、王同竹、孙本桥、陆鲁山，昔日他们分别来自北京燕京大学、北京轻工业学院、武汉大学和北京农业大学，但在一九七〇年的南京，却成了飘渺于天际的冤魂。虽然到了一九八〇年，一纸告示宣布为错判，但人已然不能死而复生，而化作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浪花……
古人留下“见景生情”这句古语，真是千真万确。昨天，我与南京文学界的友人陈辽、赵本夫、徐兆淮、毕飞宇，欢聚于江宁的翠屏山宾馆时，还沉溺于畅饮之中；今天燕子矶上的两块历史碑石，让我全然没了游兴，如同一个陷入人生迷宫的行者，久久找不到迷宫的出口。陪同我来燕子矶的友人，听我讲述了四个难友的往事之后，也被我的心绪所感染，他匆匆到花店里买回来几束鲜花，有红色的玫瑰，有白色的百合……他说：“中国这棵参天大树，它每个的成长年轮中都蕴藏着英灵的形影；让“我们”在这中秋佳节，用鲜花祭祀我们远古和近代的英魂吧！”我们没有把鲜花置于历史纪念碑前，而是登上了燕子矶的制高点，站在古代诗仙李白醉饮的石樽上，让一束束鲜花变成纷飞的花雨，撒向了滚滚东流的长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