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济喜
中华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它的文化传统是在洪荒年代艰苦卓绝的生存环境中萌生的，其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意蕴与历经沧桑而不泯的血脉，植根于黄河、长江流淌滋润的农业文明大地之上。《易传》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我们民族精神与中华之魂的写照，也是今天中华复兴，建设世界文明的火炬。
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于黄河、长江流域一带。中华疆域东临太平洋，北靠茫茫戈壁，西濒高山雪峰与万里荒漠，西南则耸立着青藏高原。处于这样一种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环境中，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便自然而然地具有其封闭与独特的一面，因而它的民族意识是十分强烈的。久而久之，形成了自己五千年一以贯之的文化传统。
中国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人类最早的起源地之一，从目前考古学上发现的中国猿人的一系列遗址上，可以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不过从文化人类学上直接回溯的，是距今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的遗迹。它比较全面地展示了中华民族在母系氏族时期的生存环境和生产方式，此外，还有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等。
这种生产方式的特点是依赖天时地利来从事农业生产，同时又是十分原始的，面对的敌人也是空前强大的。从《周易》的内容来看，先民们生活的这一带天气变化无常，洪涝旱灾时常发生，它无情地侵袭着人们，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与猛禽野兽袭击人类。西汉时淮南王刘安招集门客编著的《淮南子·览冥训》中说：“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耑民，鸷鸟攫老弱。”这里描绘了一幅可怕的图景：洪荒年代，地震频发，山火猛烈，洪水肆虐，猛兽与恶禽扑食人类，人类是多么哀哀无告，然而又是多么艰难地与自然界作斗争，以争取生存呵。
这种艰苦的劳动与生活条件，造成中华民族比较务实的性格。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曾经说过，中华民族因为生存之不易，故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相比，重实际，轻玄想。中华文化形态本质上是世俗文化，乐天知命，生生不息。
在远古洪荒时代艰苦而恶劣的环境中，先民们依托氏族血缘关系，筑成集体堡垒，以抵抗自然力量的侵害与外族的凌犯。基于生存的需要，中华民族很早就懂得了人人相和对于集体生存的重要性。现在我们常说的“和谐社会”，我认为其实也是导源于先民的生存环境中。孔门弟子说的“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这里所说的“先王之道”与其说是个别圣人的说教，毋宁说是远古生民的共识。中华文化之魂就是由这种血亲形态与观念建构而成的。
我们探索中华文化之魂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灵魂不死的观念到了仰韶文化阶段趋于成熟。在最早的山顶洞人时期，我国的古人类就已经萌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到了仰韶文化阶段，这种观念就更加明晰了，并且成为普遍的观念。仰韶文化遗址中的死者墓葬的头颅都朝向同一个方向，象征死者生前同心同德，死后也魂归一处，决不分离。战国时著名诗人屈原创作的《楚辞·招魂》中有“魂兮归来，反（返）故居些”的哀辞，《楚辞·九歌》中的终曲是《礼魂》，表达对于魂灵的礼赞。远古人们敬畏魂灵的观念，反映出氏族社会中血缘关系对当时人们生死观念的约束，同时也说明了仰韶文化时期的人们已经开始对生死归宿的关注。
与此相适应的则是图腾观念的发达。墓葬反映出人们对自身归宿的关注，图腾则说明人们重视自己的来源。中国古代的氏族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人们开始探寻本氏族的来源，说明原始人已开始对自己历史的关心。几千年来备受华夏族尊崇并成为帝王标志的龙，考其渊源，也是从远古的图腾崇拜发展而来的。图腾观念以及后来出现的盘古开天地、女娲抟土造人的故事，反映了远古时代的人们已经有了初步的自我意识，而这种具有文化意味的自我意识，正是中华文化成熟的标志，是民族精神形成的基础。《论语·学而》中记载孔子的弟子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慎重对待亡灵，追寻远祖，老百姓的道德就会变得厚重。孔门的这些经典语言，真实地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敬天法祖的心理。
近年来，每到清明节，我们本着珍爱生命的观念，悼念身边死去的亲人，追思那些亡故的同胞，怀念先辈；同时，尽情享受春天生活的明媚阳光，感怀不已！这几年国家将清明在内的传统节日列入法定节日，就是对于我们先祖的追怀与祭祀，它既是传统的回归，也是对于明天的进步，古人说：事死如事生。我们不能设想，一个不敬重祖先与传统的民族能够创新与发展。现在人们言必称创新，但是创新如果没有人文传统与人文情怀，则很可能变成乱来！
比如炎帝神农氏和黄帝轩辕氏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所以我们清明节祭祖，首先要公祭这两位先祖。关于炎黄二帝的伟大历史功绩，早在《逸周书》、《国语》、《周易·系辞》等先秦文献中就有记载。相传炎帝神农氏率领其部落始做耒耜、教种五谷，遍尝百草、发明医药，日中为市，首倡交易，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创始者。炎帝为民采药治病，来到南方，因误尝断肠草，“崩葬长沙茶乡之尾”，炎帝墓在今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的鹿原陂。黄帝则率领其部落养蚕治丝、始做衣裳，伐木构材、筑造宫室，创造文字、制定历法，并发明指南车，备尝险夷，艰苦拓殖，将中华原始文明推向了新的历史阶段。
清华大学张岂之教授曾说：“原始农业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具体说，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成为春秋战国时期齐鲁文化（即儒家文化）的物质基础。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成为楚文化（即道家文化）的物质基础。儒家的原创性文化厚重、扎实，提高了人的道德价值。道家的原创性文化飘逸、清俊，提高了人的审美价值。两河（黄河、长江）是中国的两条母亲河，由她们哺育出的两大体系的原创性文化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随着时间的推移，以炎帝与黄帝为代表的两古族融合发展，延向四方，后经夏、商、周及其后的发展，使中国境内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各有特长的氏族、部落融为一个以中原族群为主体，包括四方民族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几千年来，炎黄二帝作为中华民族始兴和统一的象征，对于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民族认同和增强凝聚力、向心力，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以炎黄子孙为荣，以同源同祖为亲，已成为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和祖国统一的感情纽带和精神力量。
中华文化传统由于具备丰厚的人文蕴含，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根脉，薪火相传，所谓中华民族，是现今由华夏族演变成来的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总称。《唐律名例疏议释义》中说：“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这种说法可谓代表了古代中国人对于自我文化的认同心态。
近代国学宗师章太炎在1907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发表了一篇《中华民国解》，其中提出：
“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言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之可决之也。
章太炎的这一段话值得我们深思与关注，他注重从文化去定义“中华”一词的概念蕴涵，将中华民族的根脉定位于文化传统，而种族是变易不定的，可以互相融合与变化。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得益于文化传统的薪火相传，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赖以安身立命的基础，近代国学思潮正是缘此而振兴起来的。中华民族文化成为一种高度成熟、相对独立的精神价值与物质形态的融合物，具有超越时代与地域的强大凝聚力，迄今为止，华人文化成为海内外无分地域的精神纽带，也说明中华文化积数千年而成的共同民族心理的巨大能量与沉厚的潜质，这是任何民族的文化无法比拟的，这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面对天灾人祸而发奋图强、乐观向上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提醒我们，“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之可决之也”，丧失文化，等于丧失中华民族之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