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馆是“为了开展群众文化工作而设立的机构，也是群众进行文娱活动的场所”。迄今为止，关于文化馆（站）的研究现状可以概括为：国外没有，国内薄弱。

    之所以这样说，盖因文化馆（站）本是中国特有的文化载体，国外没有完全相同的文化机构，因而也就没有直接以文化馆（站）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研究成果，充其量只有相关的、间接性的理论研究，且多集中于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如文化管理模式、文化政策、文化规制、文化权利等；研究对象也多是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社区文化中心、文化协会、公民馆、乡村会馆、民众联络所（倶乐部）等。就国内而言，鉴于文化馆（站）学科尚未建立，“文化馆（站）学”高层次人才奇缺，国内高校、科研院所也无一设立专门的文化馆（站）研究机构，因此，我国的文化馆（站）研究呈现出零星分散、深度不够、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文化站的研究以及文化馆（站）同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相关公共文化机构的比较研究更显滞后；研究主体多为工作在文化馆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和管理者；研究内容多集中在“文化馆的历史沿革、性质和职能、重要性和必要性等方面”，更为关键的内容，如文化馆（站）的不可替代性、文化馆（站）工作的根本属性、基本的工作方法、文化馆（站）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引领性等则鲜有研究；研究成果多为工作总结或回顾、新闻报道或宣传、典型案例的推广和经验介绍等等；成果刊载平台欠宽，层次欠高。因此，迄今为止，我国的文化馆（站）研究力量还有待于加强；研究内容还有待于在“宽度”上拓展，在“深度”上挖掘；研究成果的整体性、系统性、全面性和目的性还有待于凸显。

    当前，以文化馆（站）为研究对象，对其深入研究可以说意义重大，影响深远。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文化馆（含群众艺术馆、文化站、村文化室、社区文化室）是中国文化建设最具特色的文化机构，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与繁荣的重要力量，是满足城乡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的中坚力量，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必将勇于担当、大有作为，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必将“发挥‘龙头’作用” 。

    以此观照，开展文化馆（站）研究，不仅是对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行动响应，而且是对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理论回应。为此，2011年9月，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副司长张永新在重庆市九龙坡区文化馆评估定级反馈会上就曾呼吁：“文化馆工作的许多做法需要我们去认真总结，许多规律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诚然，当下中国文化馆（站）既面临着大好的发展机遇，又存在着不少现实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以全新的视野和立场对其展开系统而深刻的梳理与审视。例如中国文化馆（站）的历史沿革、新中国文化馆（站）的建设发展、新中国文化馆（站）在改革发展中的主要困惑、中国文化馆（站）工作的本质属性及主要工作方法、新时期中国文化馆（站）的发展方向、国外公共文化服务的经验与借鉴，等等。

    正是在上述“问题意识”的引领下，本书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所提出的“一条发展道路、一个战略任务、一个根本任务、一个基本任务”为语境，以理论性与实践性、学术性与操作性的辩证统一为“立场”，以全面总结、系统梳理中国文化馆（站）的历史脉络为旨趣，在继承前人或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文献查阅、座谈调研、专家访谈、对比分析、案例举证等方式，从文化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维度，揭示和阐发了中国文化馆（站）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与此同时，借鉴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相关经验，紧密结合实际，对事关中国文化馆（站）发展的重大问题，如文化馆（站）的制度设计等，进行了尝试性的构想。尽管这是不成熟甚至是肤浅的尝试，但却是具有创新性的试探。

    但愿本书的出版，能够进一步夯实中国文化馆（站）的理论基石，推动我国“文化馆（站）学”或“公共文化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带动更多理论研究者尤其是高校的知名学者、研究人员参与到中国文化馆（站）的理论研究中来，激励全国文化馆（站）人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从事中国文化馆（站）事业。倘能如此，则本人幸甚！

    （本文为彭泽明所著《中国文化馆（站）发展之路》的绪论，题目为编者所加，该书已由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