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萍
村 落 | 现有农户 | 传统特色文化 | 流传时间 | 存亡情况分析 | 新兴文化样式 |
鱼眼畈 | 342 | 赛鱼舟 | 约150年 | 消亡。城市扩展,全村拆迁 | |
泥桥头 | 375 | 板凳龙 | 约200年 | 偶尔活动。队伍老化,年轻人外出 | 扭秧歌 |
三江口 | 423 | 放河灯 | 不详 | 改造成乡村商交会 | 排 舞 |
相公殿 | 435 | 调竹马 | 约320年 | 并村后宗族矛盾,基本停止 | 腰 鼓 |
夏廊桥 | 391 | 十 番 | 不详 | 消亡,后继乏人 | 排 舞 |
七里亭 | 529 | 古 亭 | 不详 | 基本停止活动,后继乏人 | 老年健身舞 |
众所周知,现代概念的村级基层单元,脱胎于传统的村落。对于中国村落文化的价值,从费孝通到费正清等国内外学者,无不给予极高的地位和评价。但是,伴随着工业文明和城市化的行进,这些绵延数千年之久的村落文化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和解体,这也给当下的村级文化建设带来了严峻的课题。
难点: 多重纠结凸显文化危机
考察中国村级文化的现状生态,视线不能偏离它的源流——村落文化。从主流舆论看,现今的村级文化表现出了足够的喧哗。不过,这种依赖于“典型宣传”的局部放大,有意无意地掩盖了一个严酷的事实:传统村落文化正在大面积日趋式微,甚至走向消亡;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动用公共资源,热情高昂地“播”“送”各类时尚、娱乐、现代的文化,遭遇水土不服,又有了昙花一现的新忧。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笔者选择浙江诸暨市各具特色的数个村落作为考察对象,进行调查走访,并将结果之一汇总于下列表格。
走访调查中,笔者吃惊的是村级文化中原生态文化(也就是特色文化)的大面积失落,症结所在不外乎以下几方面:
城市化。中国城市的急剧膨胀,催生着巨大的土地需求欲望。据不久前媒体报道,目前中国平均每天会有20个村庄消失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并且,这种状况还可能愈演愈烈。以“鱼眼畈”为例,全村被征拆迁,300多农户背井离乡各奔东西,村落流传了上百年的特色民俗“赛鱼舟”,因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态”而消亡。
工业化。“中国制造”持续多年称雄世界的神话,是来自农村5.6亿的农民进入工业创造的。如同上表所示,笔者走访的6个村落,起码有3个村落的传统文化濒临消亡,原因在于大批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造成后继乏人,使传承了数百年的文化链断裂,令不少文化工作者和老一辈艺人痛心。
老龄化。由于乡村青壮年外出务工、求学深造,农村老龄化严重的景况超出一般人想象。据报道,目前在乡村有1.6亿名空巢老人,带着“留守儿童”种菜种粮糊口,除此之外,年老体虚的昔日“乡村文化人”也早已自顾不暇。
商业化。一些仍在坚守的乡村传统文化,经不住商业的诱惑,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品质,如三江口村农历七月半放河灯,由于剥离了文化中敬畏的内涵,严肃的乡村民俗消解在商业化娱乐中。
格式化。文化职能部门采取一刀切手法“送”文化,秧歌舞、排舞等同质化色彩浓烈的所谓新文化品种在乡村兴起,便是这种简单复制的“格式化”所产生的结果。
村落文化作为乡村社会的“文化胎记”正进入前所未有的困厄期,纠结其中的,除了文化自身,社会、政治、资本等诸多因素迫使它陷入了头绪纷乱的迷局。
焦点: 扶本固体彰显文化生机
“每一个村庄都是一座圆明园,里面都有奇珍异宝,都值得保留。”青年学者熊培云对中国村落文化从历史到现实进行全面梳理后,向社会大声疾呼。
村落文化消亡了就不可再生。千百年来,村落文化曾经提供过我们民族奔跑前行的能量,这种能量在当今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同样将发挥巨大作用。如果能将其置放于科学的理念与大胆的探索中,那么,我们不仅能守住“草根文脉”,还能在新一轮乡村文化中获得文化力的聚变。
文化传承是实现村级文化繁荣的前提与基础。如果执政者完全出于政绩考虑强力“推动”村落文化的“改造”,是不可能获得民众的真正支持的。而今,在共建共享的背景下,政府部门和村庄站在了一起,“共建”在乡村更多体现的是农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因此,它必将获得作为文化主体的农民群众的强烈响应。
乡村文化繁荣,关键在于特色文化的繁荣,要推动村落文化“魂”与“体”的和谐相处。当代村级文化有其“魂”——以村落文化积淀、升华而成的个性特色传统文化,必有其“体”——以公共资源、社会资源反哺的生动文化外在形态。“魂”与“体”是相伴而生、相随而行,“体”健而“魂”愈强。
拐点: 创新机制尽显文化转机
加强村级文化建设,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不仅是亿万农民的期盼,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由之路。笔者在下乡调查中也收集到了不少共建与特色融合的样本。在创新机制上,这些村落起码给予我们这样的启迪:
共享不等于平分秋色。这些年来,村级文化建设已列入公共财政的范畴,政府每年都在不断加大这方面投入。但是笔者调查发现,不少地方将目前并不宽裕的公共资源平均配置,导致一种新的“大锅饭”现象。可喜的是,这一弊端被有的地方及时发现,在体现公平原则的同时,公共资源有意识向村落文化保护与传承出色、文化活动活跃的村级倾斜,推动了先进,带动了后进。
共建不等于“千村一脸”。一些地方和文化职能部门把“共建”原则误读成“拷贝”与“复制”的单一方式,大量的“秧歌村”“排舞乡”在农村涌现,无形中把村级文化推向了“千村一脸”。可见,在文化职能的考评体系建立中,要变单纯的追求活动与培训人员数量的粗放统计为考量特色文化和新兴文化是否有效融合,从而在管理的源头堵塞村级文化“格式化”“同质化”的漏洞。
共创不等于市场经营。一些地方将传统文化廉价出让给资本一方运作,使其遭受市场的无情肢解,从而导致自我消亡。村落文化建设面临资金饥渴,但不能以盲目引进“商业”来饮鸩止渴。在杨家楼、望烟等村落,笔者也看到社会对于村落文化的责任。那里,不少企业家钟情于“草根文化”,三年中共投入85万元资金,改造硬件设施,改善文化生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