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道国 言 省
中国大运河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逐渐进入人们视野的。在此之前，虽然默默流淌的大运河始终发挥着其强大的运输、灌溉、防洪等功能，但是人们很少念记它，甚至有时忘却了它的存在。大运河是在沧桑风雨中承载着历史的重任，履行自己的使命。学术理论界对运河的关注是在国人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之后，而把大运河的地位放在与“国魂”长城并驾齐驱的高度则是在21世纪。我们根据中国知网数据库的数据进行统计，以“运河文化”和“大运河申遗”两个主题词分别检索，如果从1980—2012年间分4个阶段加以分析，发现关于“运河文化”主题的研究或报道在1980—1989年间只有2条，1990—1999年间有23条，2000—2009年间猛增到1046条，而2010—2012年的3年时间就达到483条；关于“大运河申遗”主题的研究或报道在1980—1989年为0，1990—1999年也是0，2000—2009年是94条，2010—2012年达到79条。这两组数据至少可以说明，长期沉寂的大运河因为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复兴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与重视，特别是在国家正式启动“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的活动后，“运河热”弥漫运河南北。学术理论界对大运河的探究与思考也不断深入，我们可以从历史溯源、价值分析、理念革新、立法思考、文化解读、保护构想等诸多方面概述人们对运河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历史溯源再现运河脉络
历史是一面镜子，在人们淡忘运河的日子里，真实的运河及其几千年的历史或者被尘封、被掩埋，或者被误读、被漠视。从鸦片战争开始到“文革”结束这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对大运河的研究是一个空白，这是历史之痛，也是文化之殇。改革开放带来的不仅是中国经济的振兴，更有文化的繁荣，在上世纪80年代，在国家建设百废待兴的时期，一些有远见卓识而且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学者就开始了对大运河的考察与研究，从而揭开了大运河研究的序幕。
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在1988年出版了《中国的运河》，这是一部阐述历史上的运河与运河史上的历史的经典之作，它让我们看到了运河那交织着无数赞歌和悲剧的历史，也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跟运河的盛衰息息相关的社会变迁的图画。史先生的《中国的运河》兼合了历史的品格和现实的品格，开启了当代中国对运河历史研究之先河。
自此以后，人们开始或从部分（不同角度、不同空间、不同时段）或从整体上对大运河的历史加以追溯，逐渐廓清其变迁的原貌。其中有影响的专著有陈璧显主编的《中国大运河史》（2001年），该书搜集和运用系统的中国大运河史料，以大运河经济带为重心，按时间顺序，分门别类地就运河流经地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水利以及社会风俗等加以全面描述，深刻揭示中国大运河数千年中对人类社会进步所起的巨大作用。论著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大运河兴衰的时代使命论。蔡桂林的《千古大运河》（2007年）从春秋战国开挖“泰伯渠”落笔，定到吴艘越舶亘天来；从秦皇汉武顺水推兵、大河流火，写到隋炀帝开凿运河下扬州；从唐宋国运盛衰系此水，命悬一河，写到京杭大运河在元代横空出世；从汶上老人呕血数斗，写到清代的老河工们前赴后继……3000年历史尽收笔底，多侧面地展示出运河文化的博大精深，两岸民俗风情的精彩纷呈；数百位人物跃然纸上，开凿运河的人的命运与运河两岸人的命运跳动于字里行间。另一部颇具特色的著作是张金池等撰写的《京杭大运河沿线生态环境变迁》（2012年），介绍了运河沿线1794公里的古生态环境和生态演变规律，包括水系、气候、土壤、生物多样性、湿地、水土保持、森林植被等3000多年的生态环境变迁过程，分析了京杭大运河沿线的生态环境现状，填补了京杭大运河沿线生态环境演变研究的空白。
皇皇巨著对大运河历史的描述是恢弘的，它推动着对大运河的研究日趋深入。应该看到，一些学术论文也对了解运河起到积极的作用。早期如马正林的《中国运河变迁的基本特点》（1978年），文章具体介绍了运河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的风格与特点，在那时是难得的用历史眼光研究运河的作品。在1988年潘铺的《隋运河通济渠段的变迁》一文在考察运河通济渠段的变化过程中，大胆修正了一些所谓常识的看法，为后人的研究开辟了路径。值得重视的是李泉先生在《光明日报》（2009年2月15日）专门发表文章对国内关于大运河历史文献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指出关于大运河的历史文献可以分为六种，即专门著作、史书方志、档案资料、政书类书、文集笔记、外国史料等，这为学者系统研究大运河的历史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路径。王卓然、 梁丽的《北宋运河走向与政治、经济中心转移》（2007年）一文具体指出了北宋运河走向的变化,与当时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日渐分离,政治、经济中心向东、向南的转移有关。北宋运河也成为大运河历史走向从“弓背”向“弓弦”转变的过渡时期。李德楠先生的《外国人视野中的明清山东运河》（2012年）一文通过外国使节、客商、传教士、旅行者等在山东运河段活动的观察与描述，让人们了解京杭运河山东段地处南北大运河的咽喉地段，是整个运河沿线人工开挖最长的地段。山东运河沿线的水工建筑和风土人情给外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们的作品中多有体现，他们从科学技术的角度对大运河的解析有助于我们更深层次地认识运河。
对运河历史的研究是再现运河辉煌的基础，真正意义上要实现大运河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我们尊重历史和更加深入地了解历史。
价值分析确立运河地位
显然，运河的地位在改革开放前的100年时间里是没有得到认可的，在改革开放之后的30多年时间里，运河的地位是通过对其价值的分析逐渐确立的。在此，我们首先要对一些文化学者表示崇高的敬意，他们是郑孝燮、罗哲文、朱炳仁、冯骥才、刘枫、单霁翔、徐匡迪、刘庆柱、舒乙等等，正是他们所做的卓越的工作和努力，使大运河得以以全新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朝着世界遗产的目标踏实迈进。
早期对大运河价值的认识大都局限于运河的功能分析上，特别是其对航运以及经济发展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些分析至少唤醒人们对运河价值的重新考量。
随着众多有远见卓识的学者的强烈呼吁和推动，中国大运河申遗被提上议事日程，学术领域对运河价值的研究超越了其实用功能，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特别是从文化线路出发，展现出大运河的价值体系，如俞孔坚、李迪华、李伟在文章《京杭大运河的完全价值观》（2008年）中，从理论和现实背景出发，提出对京杭大运河价值的初步认识：认为大运河具有四大基本价值：（1）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起到彰显民族身份和促进文化认同的作用；（2）作为区域城乡生产与生活的重要保障，具有输水、航运和灌溉等现实功能和价值；（3）作为区域生态基础设施的价值，是保障国土生态安全的关键性格局；（4）运河还具有作为潜在的休闲通道的价值，是国民身心再生和教育的战略性资源。文章强调只有用完全的价值观充分认识运河廊道，并处理好现实的功能需要与这些价值间的相互关系，才能保护和利用好运河遗产及其相关资源，使之在当代发挥应有的作用。中华书局2010年出版的张环宙教授所著的《河兮，斯水——基于杭州案例群的大运河遗产价值分析和旅游规划研究》一书，贯穿着“文化遗产价值”这条主线，第二部分“河兮，遗韵华夏——大运河·遗产篇”，是对大运河遗产价值进行专门的研究。纵横捭阖于运河数千年历史与数千里的地理空间，总结出运河的“历史价值、经济价值、科技价值、物质遗产价值、非物质遗产价值等”。按照《运河名录》关于运河遗产的价值评价标准，中国大运河是单体结构评价最高的两项运河遗产之一（另一个是法国的米迪运河），它具有“突出的普世价值”和“杰出的国际价值”。对于大运河的“普世价值”，王元、艾冬梅的《从中国大运河历史看大运河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2010年）进行了充分阐述。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如此评价大运河：“它是农业文明时期最具复杂性、系统性、综合性的超大型水利工程，纵贯中国中东部地区，穿越五大流域，历经2000余年，时间、空间尺度之大世所罕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何星亮指出，京杭大运河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格局的改变起到了重要作用。沿河两岸的许多城市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盛，曾在历史上创造了繁荣的城市文明。京杭大运河还推动了南北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加速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整合，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对维护中国的统一和完整起到了重要作用。运河沿岸的文化也因运河而繁荣，形成独具一格的民俗文化。京杭大运河本身及相关的建筑物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周静芳在《大运河城市的价值诉求与话语表达》（2012年）一文中认为，从宏观的历史文化传承的角度去回答大运河价值几何，答案是两个字：无价。中国大运河无论就其开凿时间，抑或流程规模均为全球之最，毫无争议地具有唯一性，其中流淌着的是2000多年来无数中华儿女的勤劳智慧、心血汗水乃至生命，在世界历史上有哪一样珍宝、哪一项工程可以与之相比？帝王开创的琼楼玉宇、奢华皇陵，市井中的珍珠玛瑙、异工奇技，在大运河的伟岸面前均显相形见绌，大运河贯通南北，城市兴旺，文化昌盛，商贸发达，是用多少金银财宝都难以估算的。客观的调查、科学的分析、缜密的论证使大运河蕴涵的价值得到充分彰显，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大运河置于与长城等高的地位。一条见证中国历史兴衰、伴随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河流，我们冠之为“母亲河”是理所当然。
理念革新焕发运河生机
中国大运河是因变而生，因变而充满生机与活力。大运河在今天之所以能够焕发新的生机，缘于人们对运河的理解有了根本性的变革。在传统意义上，运河的存在就是为着航运之便、防洪与灌溉之利。而当现代交通工具形成立体系统（公路、铁路与航空）航运、防洪与灌溉有了更发达先进的技术之后，运河何去何从就需要我们认真思考。2005年底，郑孝燮、罗哲文、朱炳仁3位长者给运河沿岸18个城市市长的信引发了全社会对大运河存在意义的深入探讨 ，全国政协相继组织“大运河保护与申遗”考察并且公布考察报告，将流淌2000多年的京杭大运河，誉为“古代文化长廊、古代科技库、名胜博物馆、民俗陈列室”。运河两岸，民众繁衍生息，一条大运河的历史，也是民俗生活的长卷。随着社会发展、文化变迁，大运河原有的功能逐步被取代，与之相依存的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保护运河两岸的文化遗产，刻不容缓。 “长城是凝固的历史 ，大运河是流动的文化”，这一全新的理念使大运河的命运彻底发生了改变。
在大运河还未启动申遗之前，就有学者比较全面地思考理念的变革对于运河的利用与保护的意义，如邱志荣、 陈鹏儿、盛志铡在《浙东古运河整治的理念与实践》（2004年）中认识到： 1. 治水的内涵和外延需要不断拓宽和延伸。2.传承文化是重塑历史名河之灵魂。3.更新理念是治理历史名河之关键。王国平的《确立京杭大运河保护新理念》（2006年）认为大运河是一条见证了中国2000多年文明史的“历史长河”，是一部展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具备申报世遗的基本要素。实施运河综合保护工程，就是要为京杭大运河申遗打下扎实的基础。实施运河综合保护工程，必须牢固确立以下理念：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就是保护生产力，就是最大的政绩；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人人有责。保护与发展“鱼”与“熊掌”可以兼得。运河保护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截污、清淤、驳坎、配水、绿化、保护、造景、管理八位一体，齐头并进，整体推进。只有这样，才能把运河真正打造成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的景观河、生态河，实现“还河于民、申报世遗、打造世界级旅游产品”三大目标。
围绕大运河在当代是什么以及意味着什么？从实用意义到文化线路，到如今明确界定为是“活态遗产”，这是运河观念的质的飞跃。单霁翔在2009年发表的《“活态遗产”：大运河保护创新论》一文中精辟指出，大运河区别于一般遗产的一个典型特征就在于它仍在使用中，它是一项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共同构成的混合遗产；是静态与动态共同构成的活态的文化遗产；是由点、由线、由面共同构成的文化遗产的廊道；是由古代遗址、近代史迹还有当代遗产共同构成的中国文化遗产。它反映了普通民众生活生产的工业遗产、乡土建筑等遗产：大运河包括物质和非物质共同构成的文化空间。“活态遗产，活态保护”赋予大运河全新的生命力，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理念。
立法思考确保运河长流
在立法治国的时代，大江大河作为国家和民族发展兴旺的重要资源，任其自生自灭既是对自然生态的极不尊重，也是对子孙后代的不负责任。大运河养育了我们世世代代的生命，无论是为感恩，还是为保护其源远流长，都必须以法律的名义为其护航。
谢辰生在《运河保护法律支撑不可少》（2006年）中提出，大运河的管理是跨部门的，建设部、水利部、交通部、文物局、文化部，都有关系，按照文物保护单位来说，是国家文物局管；申报物质文化遗产，这也是国家文物局管。但是申报过程中它的保护和管理，涉及到许许多多的部门，包括有许许多多的利益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协调，光靠文物局来做，恐怕很难。所以一定要建立协调机制，同时应该立法。在2011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有20多位委员提交了“关于尽快制定《大运河保护条例》的提案”，认为长达千余公里的大运河所出现的环保、文物和非物质文化保护、运输、旅游等一系列问题，未能解决的主要原因是法律、法规的不健全或执法不严造成的。所以，为运河立法是当务之急。张胜的《京杭大运河“申遗”的法律研究》（2009年）结合《世界遗产公约》及《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对大运河文化线路的评定标准加以分析，从而提出相关的立法参照。张廷皓、齐欣、陈述、吕星在《关于大运河立法研究的几点看法》（2009年）中强调，1888年,《君士坦丁公约》确定了苏伊士运河的法律地位和航行制度；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规定了有关欧洲的基尔运河通航、使用的相关内容。但这些法律“均存在于保证通航的基础层面，还没有涉及大运河遗产保护的专项立法。所以,我国大运河遗产保护立法的形成，将提升我国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国际地位”。朱媛的《我国大运河 “申遗 ”的国际法思考》（2012年）认为，在国际视野中，不仅存在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博弈，而且不断发展变化的国际法理念也影响着世界遗产价值判断标准的演进，对正确理解 申遗 的行为性质、申遗的类型、申遗应遵循的国际法原则极具意义，有利于我国大运河申遗工作的进展。
经过长期的论证和相关部门卓有成效的工作，2012年10月1日起国家正式施行《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默默流淌的大运河终于有了自己的“保护神”。
文化解读丰富运河内涵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根。缺乏对本土文化的基本了解，没有对自身文化的坚定信念，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就如同悬在空中。费孝通先生强调我们民族需要文化自觉，实际上是要求我们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将以何种方式向何处去。大运河在千百年的历史中创造了无数的文化生命，它是我们民族的重要根脉之一。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沈兴大先生就提出要重视对大运河文化的研究，充分发掘和保护运河的文化资源，遗憾的是这种先见在当时经济优先的浪潮中没有形成强大的浪花。梁白泉先生在1990年发表了《初论运河文化》，首次把运河与长城作比较，充分肯定了运河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但这似乎也是空谷幽响。直到进入21世纪，对运河文化的研究如雨后春笋，成果斐然。2001年历史学家安作璋教授主编出版《中国运河文化史》上、中、下3册，是当时关于我国运河文化史研究领域内容最为全面详细的一部著作。刘士林先生等撰写的《中国脐带：大运河城市群叙事》（2008年）对运河城市文化进行了极富诗性的解读，展现了沿岸17个城市的文化底蕴和魅力。
王永波的《运河文化的运动规律及其启示》（2002年），界定了运河文化的理论内涵和表现形式，检讨了运河文化兴衰枯荣的历史进程，揭示了运河文化的运动规律及南水北调的重大意义。陈桥驿先生的《南北大运河——兼论运河文化的研究和保护》（2005年）用历史地理学家的眼光强调我们应该研究运河文化、保护运河文化、让伟大的南北大运河展现其沿岸运河文化的辉煌。李泉先生的《中国运河文化的形成及其演进》和 《中国运河文化及其特点》（2008年）对运河文化进行了具体的诠释与归纳，认为中国运河文化自隋唐以后形成，明清时期进入空前兴盛的阶段。运河河道及其独特的工程设施、城镇网络、河政管理机制、社会结构与产业结构、商业发展等方面的特点及运河区域人们的心理意识、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的趋同，是中国运河区域文化的基本表现形态。开放性与凝聚性、流动性与稳定性以及多样性与一体性的统一, 是中国运河文化的突出特点。在对具体运河文化形态的研究中，各地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呈现了运河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为我们理解运河进而更真诚地保护运河提供了可贵文脉。
运河文化丰富多彩，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交相辉映，物质与物质文化相互交融，在运河沿岸城市，随着大运河申遗的热潮掀起，运河文化必将展现出绚丽且崭新的历史篇章。
保护构想关涉运河走向
大运河是“天才之作”，是“活态遗产”， “根据我们对大运河遗产真实性与完整性的观察与思考，中国大运河应采取‘片段申遗、整体保护’的策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刘曙光在2012年的扬州运博会上如是说。“申遗固然重要，保护才是根本”的观念已成共识。但是如何保护、怎样利用以激发“活态遗产”的活力，也许是更为关键的问题。他山之石，可以为鉴。加拿大里多运河保护专家道格拉斯·斯图尔特在运博会上介绍，里多运河世界遗产计划为管理系统的设计提供了战略环境和导向作用，但要达到持久的成功还需要靠有效政府组织和许多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和投入。在里多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第5年，将采取行动以确保里多运河的全球价值，以及更广领域的国内价值，以便给未来带来持久的利益。中国大运河在存在不同河段、不同部门、不同人群的利益诉求时，在我们民族的智慧中，就不仅要有一颗“中国之心”，更要有一颗“地球之心”！歌德曾经说过，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路常青。但是在大运河步步走向世界遗产、走向可持续发展之路的时候，学术和理论的研究为运河“截弯取直”、通畅运行作出了巨大贡献，对此，我们应当铭记并且让其与大运河永远同行！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设计学院；无锡运河之光文化艺术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