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小雨

    戏曲研究虽然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有过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一些似是而非或者不甚准确的说法却在整个戏曲圈弥漫着，成为评论、教学、外宣的常用语汇。大家这么使用，可似乎很少有人去思索这种说法是否科学，即使有一二对其反诘者，倒有点“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并没有被大众认可。

    首先我们看一看所谓“三大表演体系”。长期以来，戏曲界都流行着这种说法，认为世界戏剧有三大表演体系，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布莱希特体系以及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京剧表演体系。而翻检国际上的戏剧理论著作，唯有中国有这种提法。而始作俑者，是1962年4月25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黄佐临的《漫谈“戏剧观”》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黄佐临首次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观、梅兰芳戏剧观和布莱希特戏剧观”这3个不同的戏剧观进行了比较研究，但并没有宣称所谓的三大表演体系。然而有人却将此加以演绎，于1982年在《戏剧艺术》第1期上发表了题为《三大戏剧体系审美理想新探》一文，一时群起响应，云集者众。这大概符合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打开国门后，突然发现我们在诸多方面落后于发达国家，需要快马追赶，终于在表演艺术方面有一体系可以在世界剧坛上一较高下。然而，经过30年的发展，我们的眼界已今非昔比，将一个演员与两个处于西方戏剧文化圈的导演拿来做比较，现在看真有点“关公战秦琼”的味道。如果将此继续下去，特别在戏剧教学当中拿来说事，必将谬种流传。因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并不能代表西方戏剧的全部，而梅兰芳只是中国戏曲的一个伟大演员之一，不说远的，仅仅是梅兰芳同时代的艺术大师，就有数个，艺术成就难分轩轾，艺术特色各有专擅。所以，“三大表演体系”的提法现在看颇有点井底之蛙、自我意淫的感觉。

    其次是“三大戏剧”说。现在不少人为了宣传中国戏曲，动不动就祭起“三大戏剧”的法器来，似乎在世界戏剧之林中，不把中国戏曲列入“三大”中，就对不起列祖列宗。而这种提法也是戏曲界的“误读”之一。不少人把张庚的三种戏剧文化说简化成三大戏剧了。张庚曾提到：“世界上有三种古老的戏剧文化：一是希腊悲剧和喜剧，二是印度梵剧，三是中国戏曲。中国戏曲成熟较晚，到12世纪才形成完整的形态。”三种戏剧文化说是张庚在考察了世界戏剧的发展之后，从起源以及延续时间的长短来界定的戏剧文化圈，没有什么“三大戏剧”的说法，而且，他还特别指出了中国戏曲的晚出与年轻。然而，不少人忽略了“戏剧文化”一词的提法，就笼而统之地浓缩为三大戏剧，这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说法。在世界戏剧发展的长河中，中国戏曲虽自成体系，风华独具，但要排除其他，与古希腊戏剧和印度梵剧比肩，确实还是个小字辈。如果硬要将世界戏剧分出几大种或体系的话，那么，以古希腊、罗马戏剧为代表的西方戏剧和印度梵剧为代表的东方戏剧像“带头大哥”将世界戏剧的体系分成两端，一西一东。东西两种体系不光有演出实践还有理论总结，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婆罗多的《舞论》奠基了两大戏剧体系的理论基石，一直到现在仍然影响着东西方戏剧的演出。虽然希腊罗马一支有过衰微，但又复兴；印度梵剧后来被挤压到印度最南边，但一息尚存，最终和中国昆曲一样列入第一批世界非遗。《舞论》总结的戏剧美学原则，不光是指梵剧的，其对包括中国戏曲在内的东方戏剧文化同样适用。

    此外，中国戏曲发展时间与印度梵剧和古希腊罗马戏剧相比并不长，断言只有中国戏曲延续下来，其他两种失去传统，并不具有历史的眼光。成熟的印度梵剧是发展了一千多年才衰落的，才800多年辉煌史的戏曲我们怎敢断言就一定会如何如何呢？因此说，把戏剧分为东西，中国戏曲是东方戏剧大树上的重要枝桠，更为妥当一些。

    最后，“话剧加唱”说。长期以来，戏曲圈内的人对戏曲化不够，或者说戏曲味儿不浓的戏总是一言以蔽之，这是“话剧加唱”。似乎“话剧”+“歌唱”=不好的戏曲剧目。这让从事话剧工作的人士情何以堪？似乎话剧就是满台说话，没有节奏，没有其他手段，这本身也是一种误读，话剧进入中国，国人似乎没有挑出一个合适的词汇，只好将drama以话剧命名之，于是乎，这种舶来品在中国发生了物种变异，说话成了其典型特征。当西方戏剧史论专家在描述中国话剧时，有些人就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加了一词，中国话剧是“讲话的戏剧”。这种讲话的戏剧让戏曲界有了口实，把不理想的戏认为就是说一说、唱一唱。可是话剧没引进之前，京剧里面已经有不少说一说唱一唱的戏，却无人说是话剧加唱。而在话剧在中国好戏迭出、自成格局的情况下，话剧成了不理想戏曲的垃圾桶，实在冤枉。其实，戏有好坏之分，但不在于形式。如果再用这种提法，有点显出戏曲界的短视与促狭来。

    以上林林总总的诸多误读，大多是以中国为中心或者是戏曲为中心生发开来的。而在今天眼光越来越开阔、信息越来越畅通的情况下，不少“误读”的提法应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