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天祥
文化和经济或物质文明的发展不是必然的因果逻辑关系，思想或哲学自有其内在发展的逻辑，当然也同社会变革相呼应。
20年前有人提出“非文化”的概念，强调近代中国之落后并非中国传统文化导致的结果，对李约瑟难题的一些片面解读予以回应，指出，如果能假10年之安定于中国，中国一定能跃居世界之前列。
其实，自20世纪80年代末，至现在，随着中国经济政策的变革，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经济上也得以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与此不相应的是，传统思想也受到严峻的挑战而呈现退步，从而导致传统哲学的危机。
或许是缺乏准备，或许是急功近利，原有的社会结构在逐步消解，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原有的观念也在潜移默化中出现蜕变。传统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的变革导致观念的变革，利益至上、物质至上、金钱至上，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运作和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享乐主义浸淫社会，已经屡受创伤的传统文化更是被弃置或淡忘，于是乎寡廉鲜耻、见利忘义、声色犬马、强取豪夺之风甚嚣尘上，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如蝇逐臭，挥之不去。传统哲学正是在如此环境中，随着观念的颓变而产生了深刻的危机。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由计划经济逐步转向商品经济，经济的变革进一步导致社会的变革，整个社会在很大的程度上以经济为中心加快了运转，原来固有的政治制度、血缘关系一时间也都染上了经济的色彩，无形中趋向于利益至上，削弱了政治与亲情。社会化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婴幼儿教育的社会化，引领人们走出封闭的、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中国传统哲学赖以发生和发展的社会结构开始动摇乃至坍塌。与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化并行的是冷酷无情的、赤裸裸的“现金交易”的利害关系，即社会的商品化。金钱在某些人那里成了上帝或真正的主人。这正是当代哲学危机的社会基础。
在中国，家庭是社会机体的细胞。就生产方式而言，一直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耕方式为主体，即便是企业，也不能脱离家族性的特点，而且，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所有的生产活动均纳入了国家直接掌握的计划经济之中。每个家庭都是这个计划之网上的一个结，每个人又是这个结中一个点。以家庭为单位，从事物质的生产和再生产；家庭的每个成员都向国家和自己的家庭尽自己的义务，付出自己的劳动，并获得计划的回报，并依此物质的回报在家庭中消费，实现家族和人类自身的繁衍。于是家、国成为一体，人与人之间始终保持着确定无疑的政治和伦理关系，人们被牢牢地拴在土地上和工作的单位里，直到经济改革之前而无大改。因此，人们在思想上，一方面保留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另一方面，又突出了为国、为民、为集团奉献自身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
在这个时期，家庭不仅是物质生产的单位，而且也是人类自身繁衍的生活单位。也就说，无论是生产还是生活，都是在相对封闭的家庭中实现的。如此，基本上保持了“家—国—天下”的社会结构，毕竟还是为亲亲仁爱、敬天法祖、忠孝诚信、舍生取义、助人为乐的传统哲学保留了一席之地。亲情笼罩着个人欲望，团队精神制约着自我的膨胀。自私自利、奢靡浮华、无法无天、我行我素，都是被唾弃的行为。
然而，曾几何时，社会风气为之一改，似乎商品化的市场经济把人们的关系都变成了利害关系，变成了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以个人为中心的思想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一切。个人消弭了神圣，消弭了亲情。某些人甚至置基本的道德规范于脑后，早已忘记了“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的祖训，举手之劳便可解人危难之事而不屑为，或不敢为；对于任人皆知的恶习、恶行却心安理得，同乎流俗。传统哲学赖以生存的根基遇到了诸多困扰，哲学的危机也就不是意外的事情了。
首先，经济的变革，即生产方式的变革，动摇了原有的社会建构。作为生产单位的家庭失去了生产的作用，人们走出了封闭，面向社会，以及作为生产力的其他人，个人主义在觉醒，在膨胀，以物质丰富为准则和目标，表现出鲜明的纯粹的拜金主义、功利主义倾向。一切向“钱”看，攫取财富和金钱变成某些人唯一的目标。享乐主义弥漫社会，仁者爱人、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被某些人弃之脑后。权力以及其他公共财富、公共资源，成为某些人个人谋利的工具和手段。除了金钱、个人欲望的满足之外，不屑于道德操守，不屑于克己奉公、为国为民，而以寡廉鲜耻、骄奢淫逸为能事。诚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论及资产阶级变革封建生产关系时所指出的那样：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
其次，社会化的经济运作，不仅改变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而且社会化的生产方式也改变了以对偶婚制为纽带的家庭生活方式。社会化的生产，社会化的分配，接踵而来是社会化的消费。吃喝拉撒全部付诸市场，温情脉脉的生活气息荡然无存，改变了原有的家庭生活几乎全部的内容。建立在家族基础上的天祖圣的观念也随之消解，敬天、法祖、尊圣的传统思想留在了时代的彼岸，建立在孝悌亲亲基础上的伦理道德秩序也因之土崩瓦解。恩格斯在论述希腊伊奥尼亚人的婚姻、家庭时特别说明：“一夫一妻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或者说，“不是个人性爱的结果”，而“是权衡利害”的结果。也就是说，经济基础决定了婚姻的聚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社会化以及商品经济对传统家庭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家庭涣散尤其是对传统哲学直接威胁。
其三，生产方式的社会化、生活方式的社会化，把教育也推向了社会。社会化的教育固然早已有之，但是，家庭的涣散，促使社会教育过早地取代了家庭教育。如今尚在襁褓中的婴儿，或者最晚到咿呀学语的幼儿，便离开了母亲的怀抱，在受同样社会教育的幼师们的教育下，完成了他们的早幼教育。他们不仅缺乏亲情，缺少父母的关爱，少了亲亲、仁爱的情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距离他们越来越远，加之社会教育的不良倾向，血腥味、铜臭味、情色味、江湖味、低俗恶俗味，良莠不分，一股脑儿向青少年灌输。网络更是以“文化快餐”的形式加入了“教育”行列，甚至把上述低俗恶俗色情暴力发挥到了极致，对相当一部分青少年的思想理念持续地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于是，他们对丑恶事物的免疫力降低了，他们的责任心淡薄了，他们的欲望增强了。他们对金钱崇拜、对权力崇拜、对暴力崇拜，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合理性腐败”的负面影响，使得他们不知何为神圣，何为秩序，何为仁爱，何为宽容。
总之，中国传统思想的价值取向在改变，它既是传统思想现代危机的原因，也是传统思想屡受冲击而被轻忽的结果。
（作者为武汉大学宗教学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