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山东记者  常会学  宁昊然

    1月12日，山东博物馆刚刚开馆的山东名人馆“张登堂艺术馆”内，有一位眉目慈祥的长者坐在轮椅上向身边的观众介绍着这里的每一幅作品。他正是这座刚刚开放的艺术馆的捐献者——著名国画家张登堂先生。大病初愈、身体微弱的他还是坚持坐着轮椅来到“山东名人馆”开馆仪式，与现场的嘉宾、朋友、观众交流。日前，记者在张登堂先生的家中见到他，听这位和蔼可亲的老先生用平缓的语调娓娓讲述近六十年来的艺术历程和心得。

    张登堂个人简介

    张登堂，国家一级美术师。1944年出生于山东省聊城市，1948年随父母定居历史文化名城济南，自幼拜师学画，1962年毕业于济南艺术学校美术科。 1959年国庆十周年时开始参加山东省及济南美术展览，至今50年来经常参加市级、省级、国家级美展，并在国外举办画展十余次，曾应邀赴美国、加拿大、新加坡、日本、埃及、法国、英国、比利时、德国、韩国、意大利等近二十个国家举办艺术交流、采风、写生等活动。  

    1978年春应文化部中国画创作组的邀请，赴京为外交部我国驻外四十余国使领馆作画，三十年来共创作大幅陈列画及礼品画百余幅。代表作品《雄峙》、《泰岱旭日》、《蓬莱仙境》、《黄山松云》、《黄海旭日》等巨幅山水画分别陈列于中南海勤政殿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室、钓鱼台国宾馆、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城楼、山东大厦等重要场所。   

    现任中央文史馆书画院院务委员、中国美协河山画会艺委会委员、中国美协会员、济南画院名誉院长等。

    勤耕翰墨五十载

    张爱玲一句“成名要趁早”激励过许多人，对于张登堂来说，少年时在画界的崭露头角似乎是必然的事情。1944年张登堂出生于山东聊城一户普通人家，1948年举家迁至济南。他从小就喜欢画画，勤于笔墨，看到什么都要临摹。1959年他第一次参加了山东省及济南市建国十周年美展，那时只有15岁。“到59年参加美展我已经画了五六年了。那个年代很多学画的人都是走的临摹的路子。刊物报纸上发表的齐白石的作品多，花鸟鱼虫多。我就临摹那些。那时住的屋子小，案头就一盏煤油灯，光线很微弱。为了画画时光线能亮些，就把饭钱省下来买蜡烛。”

    1960年，张登堂考入济南市艺术学校美术专科，那两年在学校主要是学西画，素描、速写、水粉等。“那时学习劲头很高涨，每天拿着画板去写生，每天画十几个小时。也正是那时刻苦学西画为以后打好了基础。”济南市艺术学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济南市文物店工作，比起那些分配到各院团干舞美设计的同学，他十分庆幸自己的工作没有远离爱好。因为文物店收藏了大量古今名人字画，张登堂在这里工作如鱼得水，“利用工作的便利，我晚上值班的时候反复临摹名人原作，对我这个半科班出身的人来说也算补了一课。”

    1964年，20岁的张登堂加入了山东省美协。“那时专业画家少，美协经常组织工厂、学校、部队中的业余作者深入到厂矿、农村等写生，或者组织研讨会。美协常有老师讲课，像张鹤云先生讲俄罗斯油画、雕塑。我一般都利用周末去听课。”在交谈中，张登堂先生反复强调，因为初学时接受的并不是很正规的美术教育，所以特别注重利用各种机会加强和提升专业素养。

    李可染先生曾为张登堂题写“天道酬勤”四字，李苦禅先生赠与他“良工苦心”，许麟庐先生题的斋号“悟墨斋”。这些无一不昭示着张登堂先生的勤奋与用心。

    踏遍全国访名家

    70岁的张登堂现在回忆起来，对年少时结识一批名家仍倍感幸运。“我1956年小学毕业考上济南育英中学，当时育英中学美术教研室的组长是山水画大师黑伯龙先生。黑伯龙先生是我最敬佩的画家之一，他是北派山水很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气势磅礴。我拿临摹的画给黑伯龙先生指导。对于一个初学者，刚开始就得到大师的指点，少走了好多弯路。”认识黑伯龙先生不久，他又经人介绍认识了齐派花鸟画的传人王天池先生，齐白石先生弟子的许麟庐先生和王雪涛先生。

    年轻的张登堂走遍全国，拜访国画大师，博采众家之长。上世纪70年代初他参加岭南派关山月的山水画培训班。到北京拜访李可染、王雪涛，在上海拜访谢稚柳、唐云，去南京拜访亚明等全国一流的画家。1978年，文化部成立中国画创作组，由著名画家华君武担任创作组组长，从全国抽调了百余名中老年画家赴京，为中国驻外使馆、人民大会堂、国宾馆作画，张登堂成为受邀的最年轻的画家。在京期间，他有幸得到国画大师李可染、李苦禅、谢稚柳、黄胄、王雪涛、宋文治、亚明等先生的指点和鼓励。

    他和其他画家合作，为驻罗马尼亚大使馆作高4米、长8米的巨幅画《黄河》。“画了好多草稿，每次草稿都请李可染先生、谢稚柳先生和吴作人院长提意见。李可染作画一般不让人看，但是我们当时在一起，我就有机会跟他学习。当时学术气氛很浓，有时候李可染先生讲课，有时候谢稚柳先生讲。国画讲究画品和人品，这些老先生德艺双馨，跟他们一起工作我学到了很多。”在巨幅《黄河》完成之后，张登堂又先后为30多个我国驻外大使馆作画。国家领导人把他的作品馈赠给国外友人，他为山东画坛带来了极高的荣誉。

    根植生活承传统

    从年轻时一直到退休，张登堂坚持深入生活、深入一线写生创作。1971年，张登堂和其他两位画家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沿黄河写生。他们花了两个多月时间沿着黄河跋涉一万多里，画了几百幅速写。从上游的甘肃刘家峡，经河南三门峡、花园口一直到下游，从济南泺口坐船到入海口。这次写生对于张登堂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从前只能看到黄河下游，实地游历了才明白毛主席那句‘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黄河为什么难治理？因为黄河的水不断变化。”写生集《黄河画集》1972年出版，影响很大。

    张登堂的作品视野辽阔，恢弘大气。他擅长用淡墨，看他作品画面的局部，墨色干净、淡雅、明快。“传统的中国画中没有工厂、水电站这些新事物，所以我尝试了新的笔墨，丰富了国画的颜色，用新的艺术语言来表现那个时代的特征。”黄河写生，沿途的水电站也是他写生的重点。他在传统山水画的基础上加以创新，“例如画水，传统画法一般都是勾线，但是看起来和现实不协调。我就尝试着用写意的方法画水，拿中国笔墨临摹水彩画中画海的方法，这样看上去就比较生动。”

    谈到国画的创新，他认为，现在创作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画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但也存在有些前卫派远离了传统。传统是国画的根基和生命力，还是应该牢牢把握。“要在传统的基础上深入生活。我们说推陈出新，没有传统哪来的革新呢。传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不像有的人说中国画不科学，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一些年轻人急功近利，寻求捷径，一步登天是不可能的。”

    “传统相当丰富，不像有些人以为传统落后、保守。李可染先生说传统是从生活当中来的，而且是不断变化的。先生曾说‘中国画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技术。科学就要从生活当中体验和挖掘创造，技术就是指笔墨技巧靠的是勤学苦练，两者缺一不可。但是光扎到传统里不行，死学也不行。正如齐白石先生所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张登堂先生说。

    尽献墨宝传百世

    张登堂是响应“山东名人馆”捐赠的在世画家中唯一一位。一位画家把一生的代表作全部捐献，这在常人看来并不是易事，他是怎样做到的？

    “前几年，我老家聊城领导和我商议，希望能在家乡建一个艺术馆以保存我的作品。但是几十年来，留在我手中的作品并不多。很多散落在社会上的收藏家中、画廊、国外使馆、拍卖公司等。从那时起，我开始回收自己的画。或用新作换，或高价买回。几十年前卖画很便宜，那时候一市尺大约5元钱，一张画就卖几十块。现在一幅画要花几万元买回来。”

    听说了要建山东名人馆的事情，张登堂和家人商量后决定捐献自己的代表画作。“作为一个在山东生活了快70年的山东人，我觉得有一批完整的代表作集中在像省博物馆这样的艺术殿堂里，得以长期的保存，留给后人观赏，以后的学者也能看到一个画家的创作过程，这样比留给家属卖钱更有意义。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的艺术价值更大。”

    张登堂的夫人田淑华女士和儿子也很支持捐画，田女士说：“我们不把钱看的那么重。钱无所谓多少，但是画的艺术价值却能长久的保存。”

    “博物馆一般收故去的人的作品，原则上不收在世作家的。我觉得这是个误区，应该收在世画家的作品。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完整地、系统性地保存画家的画作。如果作家故去，就很难了，因为即使画家自己有觉悟捐献给国家，子女们也未必能做到。”张登堂说。

    除了自己热心捐献，张登堂还为其他国画大家的捐献提供过帮助。张登堂先生回忆起齐派传人王雪涛艺术馆的建立过程：“王雪涛的家人为了使他的作品得以保留，想为他建立纪念馆。可是北京名人太多，在北京建立一个纪念馆的难度很大。由于我和王雪涛的夫人相熟，老人委托我帮忙这个事情。当时李苦禅纪念馆已经在趵突泉公园内建立起来，有经验可借鉴。我联系了山东省和济南市的相关领导，得到了领导支持。王雪涛家人专程来了一趟济南参观了趵突泉和李苦禅纪念馆。而后，王雪涛纪念馆的位置就选在了趵突泉公园内的沧园。”

    说起自己的艺术成就，张登堂更喜欢用“勤奋”来形容。回顾五十余载的艺术人生，就像他笔下的黄河水一样，奔流不息永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