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实习记者  孙丛丛

    刘玉泉，1955年生。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山东艺术学院设计学院院长、中国画教授，山东画院特聘画家等。1983年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国画专业留校任教，主攻写意花鸟，得于希宁先生指授。1987年经于希宁先生推荐介绍入中央美院研修花鸟画；2008年到中国艺术研究院访学。曾于1989年在山东省美术馆举办“刘玉泉中国画艺术展”。作品多次参加国家重大展出活动及多种全国性美术作品特邀展、学术展、精品展、提名展等，并被中国美术馆等机构收藏。

    花鸟是余心所爱

    “我们这代人是在学院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不仅经过了严格的素描、色彩、速写、人物形象、人体模特等基础课题练习，还广泛学习了中国画人物、山水、花鸟等水墨表现方法与技能。在中国画这个专业领域，在当时教学以人物画为主导的体系下，之所以把学画方向放在中国画尤其是花鸟画方面，中间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刘玉泉自幼受舅舅影响，酷爱绘画，他的童年是看着舅舅画毛主席像、画宣传画度过的，有时也忙里添乱画上几笔，颇得舅舅赏识。刘玉泉出生在一个石油工人家庭，成长于新中国石油工业建设艰苦创业的年代，从小就跟随父母走南闯北，辗转于甘肃、四川、黑龙江、湖北、山东等地。上世纪70年代，刘玉泉从胜利油田高中毕业，不久也当上了一名石油工人。由于酷爱绘画，他被调到石油会战前线指挥部工会工作，同搞宣传的一个老师傅有许多“长安画派”代表人物的作品收藏，自己也常画山水、花鸟。受这位师傅的影响，刘玉泉大量接触了中国画花鸟技法。后来，他调回山东，仍坚持学习国画不辍。当获悉山东艺术学院招生时，他便报名选择了中国画专业。四年的学习中，刘玉泉常有人物画作品发表于报端，但在后来的专业发展方向上，他还是认准了花鸟画。“我对花鸟画有一个特殊的情结，自己打心眼里喜爱花鸟画。”出于对于希宁先生花鸟艺术的仰慕，刘玉泉还直接从于希宁先生处取得画稿直接临习，由生而熟，几近乱真。甚至出现过在将于老的作品范画临完返还时，于老误将习作当原作留下的情节。“但我后来逐步认识到，艺术是强调个性的。中国画及其花鸟画的发展过程中，大家林立、风格各不相同，都反映了历代花鸟大家不同时代的审美取向与个性操守。”1987年，刘玉泉进入中央美院学习后，便对花鸟画的创作理念进行了一些综合研究，在诸位导师的影响下，逐渐展开了自己对花鸟画的探索之路。

    如何摆脱世俗和固定的思维模式，形成有创意的花鸟画创作，一直是刘玉泉思考的命题。“多年来，通过对中国画的技法形态和程式形态的深入梳理，我逐步探索和构建适合自己表现的技法序列，让技巧的丰富性在一个人身上呈现多种技艺的综合表现，这样才能扩大花鸟画的表现力”。

    然而，将这样的理念放之于实践，刘玉泉坦言，它就像作曲家在作一首曲子，演出之前，旋律、节奏、咬字各方面都需反复推敲。“我经常一张画反复打磨，画到最后才明白自己究竟想要什么，这就像电脑时代完成了一个编程，探索的过程是最重要的收获。” 刘玉泉说。

    创作要与自然“交感”

    “我曾几次到西双版纳写生，走入热带雨林，感受到的都是铺天盖地的生命气息。那种自然生态环境的博大静谧、植物的盎然生机，能让你抛除一切杂念，沉下心来与自然对话。”每次写生之旅，刘玉泉都在与自然的交互感应中放下思维定势，寻找当时境遇下的独特感悟。

    他的作品《雾露霜华》就凝聚着他与自然对话时的冥想。“植物向着太阳，往上生长的生命之‘势’，每每都给我极大震撼。千百年来花鸟画正因展现大自然的生机、生气与生韵而备受关注。”从自然的静谧、动植物本身的品性出发，刘玉泉的创作灵感一次次被激发。它所创作的《雾露霜华》在灰色、朦胧的基调中，将植物与雾、露、霜凝于画面之中，展现着蓬勃盎然的生命韵律。为把美感传递给视觉，刘玉泉还采用了一些“冲破”技法渲染作品的整体意境。因技法的新颖、意境的独特，1999年该作品入选第九届全国美展，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中国画的创作，讲求道法自然、物我两忘，在主观悟性与天地自然的呼应中，艺术家将埋藏于心底的个人情感宣泄于笔端，或缘物寄情，或以‘比喻’、‘拟人’化的手法寄托其志。”感于自然、宣于内心，在自然生物的物理物性与人的精神追求间寻找对应，是刘玉泉眼中中国画创作所遵循的原则。“梅、兰、竹、菊之所以为‘四君子’，是因为它们具备或耐寒或高洁的独立品质，‘八大’的风格虽然放任恣纵，但也是骨子里率性自然的真实流露。”在刘玉泉看来，“隐于山野”或“餐风饮露”的人生体验都是艺术家对生命的一种认识、一种态度。

    中国画讲究“立意为象”、“迁想妙得”，而今，这种诗化的意境逐渐被照相机的功能取代了。“写生实际上是面对自然物象的‘目识心记’，在与自然的交流中有感而发，内心才能渐入佳境。但照相术的发展让许多画家慢慢丢掉了这种习惯。”刘玉泉看来，画家收集素材以取巧的拍照方式代替“写生”，无疑是令人担忧的问题。“对于创作来说，‘写生’是不能躲过的一个环节，‘写生’的过程实际上是艺术重塑自然的一个过程。” 

    中国画是文化的载体

    “当代中国画的教育是学院的教育，和古代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已产生本质的变化，中国画的学院教育，走过了一段‘摸着石头过河’的道路。但比较前辈们口传身授式的教学模式，学院教育有一定的优越条件。”刘玉泉说。当今学院体系是基于“大文化”下的综合教育，学生所学涉及哲学、美学、文学、史学……因此他们对中西文化历程有较为全面的把握。但他强调：“中国画的发展还应从中国画本体出发。花鸟画在发展中已经形成了一套可以传承的体系，创作要跳出这种传统定势，但也不能因此以西方手段随意改造。艺术家应形成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与自觉，中国画的民族性非但不能丢失，反而还需强化。”

    刘玉泉说，中国画本身是一种以“道法自然”和“无为”的观念、以“静修”和“禅悟”的哲学思想探寻客观事物本质与规律、秩序与轮回的哲学形态；是一种表现主客观精神与物质和谐统一，表达真、善、美的美学形态；还是一种从绘画角度表现诗意化境界的文学形态。“中国画是文化的载体，不能完全等同于西洋绘画。诗、书、画、印四位于一体，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博大精神。” 而当今，年轻人作品中文化内蕴的渐失让他深感遗憾。为此，他极力倡导“凡学中国画的当代学子，都要在中国文化精神和程式内涵特征的传承上下足功夫”。

    “‘笔墨当随时代’，绘画的理法与技法也要与时偕行。在花鸟领域，或尝试借鉴西方绘画的表现手段或一生致力于笔墨探索，不同时代的艺术家都在立足传统精神的基础上，研磨技法，为增进中国画的表现力做出了不懈努力。”刘玉泉强调，热爱绘画就要按内心所想不断探索，不仅要探索笔墨、技法，还要在花鸟画的表现中呈现出民族精神的正能量表达。为此，他还在不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