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昌

    逢年过节本是家家团聚欢天喜地的日子，尤其是孩子们，望眼欲穿地穿花衣、放鞭炮、串亲戚、收红包，是早也盼晚也盼，终于盼到一年到头的大节日。然而一位表亲告诉我，他正为上初中的女儿假期上补习班的事发愁呢。我很不以为然：现在的孩子学习压力大，放假更应该好好玩耍放松才是。不料这位表亲哭笑不得地说：“谁不想让孩子高高兴兴玩一个假期，可你不补课别人会补，开学的时候就追不上人家了，孩子自己也难受啊。”我问：“为什么现在的孩子都要补课呢？我们过去上学，假期就没补过课，不也考上高中上了大学吗？现在有没有不补课的孩子？”他说有，但不补课的孩子基本上就是没什么希望的孩子，老师是看不上、不屑管的。我又问：“学习前三名的，也要补课？”表亲哭丧着脸无奈地说：“就是第一名也要补！不然很快就被别人赶上了。”他悄悄告诉我，还真有些老师在课堂上不把教课内容讲完，故意留一点放到补习班上说，孩子要听全，只能去补课。我听后哑然，一时竟找不到话来反驳或者劝说他。

    表亲又说，你们北京还算好的，许多外地市县里，不少中小学校的老师私下大办补习班，假期比学期更加忙碌，学生也更加辛苦。二三十个学生挤在租来的民房里，听课、做习题，一节课下来每人要一两百元，每天最少两节课，每周最少上两天，算起来每个学生一个月至少要一千六百元补课费；你没听说吗，现在放开了“单独两孩”，打算生二胎的人也不会太多，不是养不起，是教不起。

    还说，有的补课老师一家人形成了“产业链”，有给学生做饭的，有接送学生的，有专门采购文具的等等，各个环节收入都相当不菲。许多老师靠补习班发了财，收入远远高于工资。

    可不是嘛，去年十月我在清华大学听国学课，授课的知名教授也屡次说到自己还有校外别的课要上，甚至连板书都不做，匆匆讲完就拔腿走人。

    我看到一张一九二八年教师《信约》（聘用书），是我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北京汇文学校校长高凤山给国语教员孙锡廷的聘书，一共有八项内容，其中第一条：“教员宜本教诲不倦之精神谋求本校教育宗旨之实现”；第二条：“悉力指导学生课外各种作业”；第四条：“不得外兼他事致不能专心教务”。

    这份《信约》，不仅以明文规定的形式对教师的行为做出了约束，还从师德的层面为教师指明了为人师表所应具备的“教诲不倦”的操守与素质。汇文学校先后培养出了以彭雪枫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王大珩、王忠诚等二十多位院士为代表的著名科学家。

    现在看来，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学校与教师签订这样的契约，以及契约的内容，可能是当时极为普遍和约定俗成的现象，是我重现教育，倡导“为人师表”“教书育人”的国度，教育宗旨的历史延续和传承。我想，八十多年前或更早的时候都能够做到“悉力指导学生课外各种作业”和“不得外兼他事致不能专心教务”，在如今更为优越的教育资源和社会制度下，为什么反倒做不到或做得不好了呢？

    教育部《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有明文规定：中小学教师要自觉抵制有偿家教，不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国务院办公厅、各省政府也有文件规定：严禁中小学教师举办或参与举办各类收费培训班等。那么，是有令不行？还是教育主管部门监管不力？抑或是部分人忽视了自己教师的神圣职责？《论语》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乱办补习班成风，功利心远远大过了教育的目的，不良影响加诸于孩童身上，祸患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