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燕春
伍蠡甫（1900—1992），著有《名画家论》等，精通绘事（北京故宫博物院聘为顾问、兼职上海画院画师），被推认为岭南画派创始人之一。
前日收到杨友吉先生亲刻藏书章。先生以印名家，职任湖南文史馆特聘馆员，系出“湘潭三杨”一门——袁世凯口称的“旷代逸才”杨度乃其伯祖，湘中女诗人杨庄为其姑祖，王闿运钦点“吾党之能开宗派者”、谭延闿认为“八分书或称民国第一”之杨均则为其亲祖。东北大学教授刘朴著《清文学史》，认为三杨之学“承湘绮之正统”。湘绮即清末民初湖南大儒王闿运之号。友吉先生偶见拙作《乱世洁净身》事关白心草堂主人（杨均号），于“学问之道”尚论“不能客气”、务必求真，文缘因此而立。那日收章同时，更收老人一条短信，劈头第一句是：“书，圣物也。”
难得夕阳艳艳的京师午后，这来自知音未谋面的湘省老人的简单四字，让我半晌未敢轻言语。我相信此“书”，既是著述，也是书写。
同样清末民初为经学重镇的余杭章太炎先生，有言告其弟子黄侃：“轻著书，妄也；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
如今我们当然沦落在了一个虐待书迹与书写的时代。
但谁真有资格无视书迹与书写中曾经栖居、寄托的神圣与仁智、精神与灵性、人格与世风？
极其偶然拾起伍蠡甫（1900—1992）先生旧著《名画家论》，再读竟无法辍手，齿颊间如咬嚼梅花。释卷之时则不胜感慨：是书序于1986年4月，东方出版社初版于1988年11月，我购买的是1996年再版。——怎的不到三十年时间，坊间即难得再见著述中这份沉雄、雅静、节制、雍容？
伍蠡甫先生同样系出名门，其父伍光建是卓越的外国文学翻译家，伍先生本人曾就读伦敦大学，历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外国文学系主任，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还被中国公学、暨南大学等聘为外文系教授，并曾任黎明书局副总编辑，主编《世界文学》杂志双月刊，主持编辑出版《西洋文学名著丛书》。殊为难得的是，伍先生本人又精通绘事（北京故宫博物院聘为顾问、兼职上海画院画师），被推认为岭南画派创始人之一，高剑父赞誉其国画“雅得石涛之旨，能从北苑（董源）中写出自己个性来”。这是学界少有能够实至名归“学贯中西”、才艺双全的人物。所以《名画家论》第一难得在技法分析之精到入里，全是自家书写体验，少有云遮雾绕不着边际渲染情绪语。
然此尚非其书三十年后犹胜坊间新著之根本原因。三十年后若及《名画家论》中诸种美学观点尤其中西比较，反不必细读深究，是书动人处，内行家语之外，便是“士气”犹存，故其下笔坦荡，落墨深静，不仅斥“作家气习”能掷地有声，非笑赵孟頫之“官瘾”、石涛之“复杂”、王翚之“肉麻”，他甚有底气与心得。胸中有真丘壑，庶几能够清而不寒，不以狂野为士气，不以甜俗为精工，犹如风流贵介竟得五湖之心。这点“真人”气象，可是罕见于今日文坛学苑。
这一段“士气盎然，经久未衰”（伍先生论元代绘画语，见《董源论》）啊。
这一段“士气”根本还是蓄养丰足，学问扎实。所以，其行文挥洒幽默，从容不迫，论华亭画派笑王原祁恭维董其昌“仙矣”为“胡扯”，全是铁板文书口吻，精神十足。
苦瓜和尚（石涛，1642－1718）《画语录》反复了又反复的“一画之法”，也凸显精神：
作书作画，无论先辈后学，皆以气胜得之者，精神灿烂，出之纸上，意懒则浅薄无神，不成书画。
何止“不成书画”，一个“精神”不振的时代，一定事事不成模样。但这精神得是“真精神”。“兴之所至、落笔为快”并不定就是精神灿烂。精神需要的恰恰是凝练、熔铸，至于“中和定静”之美。甚至“使气”的石涛，数百年之后都被黄宾虹先生笑誵为“天子呼名，将军长揖，图成百美，花写四季，和光同尘，不甘沉寂”，较之同时代另一位画僧渐江（1610—1664），犹称“其笔尚有粗俗气”（希祖语）。气性设若太盛，时而变成热衷。
然何能轻易苛责今人或厚诬古人？年少时我并不懂“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王国维语）意欲为何，以为两汉大赋、六朝民歌、唐诗、宋词、元曲、明杂（剧），有清专称“四大奇书（白话小说）”……仅仅指向一种文体形式的流变，非关心性。那时不懂同样“一代有一代之学（问）、（艺）术”。
苦瓜和尚干脆还痛陈了“一代有一代之笔墨”：
笔墨当随时代，犹诗文风气所转。上古之画，迹简而意淡，如汉魏六朝之句。中古之画，如初唐、盛唐，雄浑壮丽。下古之画，如晚唐之句，虽清丽而渐薄矣。到元，则如阮籍、王粲矣。倪黄辈如口诵陶潜之句，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以枯煎，无复佳者矣。
一个刻露躁动的时代未必没有蕴藉闲静的学问、艺术，只是很难成为“风气”，而只能流为“个案”。于是南宋院体的待诏们偏安临安（今日杭州），同样一片江南，笔底湖山却无复董（源）、巨（然）深稳厚朴，一裹冷寂萧条中总掩饰不了即将覆灭王朝残山剩水的困迫仓皇。明末而至清初之画坛薄窘，同样脱不开一个时代的集体心性，或干脆就说是“共业”。少数得大智慧者，能在例外，保持天真，归于平淡——然这少数人却往往不得不“（元人）用笔生，用意拙，有深义焉。善藏其器，惟恐以画名，不免于当世”（顾凝远），需要有心人耐心发寻与倍加珍惜了，“谁将一石春前酒,漫洒孤山雪后坟”!
单纯论及天资或曰条件，赵孟頫（1254—1322）何尝不佳？元仁宗所称道他人“七不及”者，曰“帝王苗裔；状貌昳丽；博学多闻；操履纯正；文词高古；书画绝伦；旁通佛老之旨、造诣玄微”。伤痛易代而黄冠终身的明末傅山却力主“作字先作人”，痛斥赵书“浅俗”，根本追问同样指向“学问”：“只缘学问不正，遂流软美一途，心手之不可欺也如此。”这里“学问”二字实则正如邓椿《画继》中称道“其为人也多文，虽有不晓画者寡矣；其为人也无文，虽有晓画者寡也”。此“文”当作“天地文章”乃至礼乐仪制解，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贲》）。甚至就是美德本身，例如文德之人（参见《尚属·文侯之命》）。自不同于孙复始论董其昌之“笔力本弱，资地未高，究以学胜”之学，一味模拟复古技法。“笔笔求好，反少节奏参差；过于矜持，没有纵逸之趣”（伍蠡甫论赵孟頫语）的尚法倾向缘于“不足于内”而不得不“辄重于外”的倾斜。这个“内外”问题日后于董其昌之徒有其名甚至败坏其名的“文人画论”中又上演一次——因为此际“文人”已经失却最初的意涵！犹如赵孟頫的“忍向卷中摹旧事，彩笔王孙弗忆家”。
任何一种专业能力习之久远而能不成“习气”，那份不因程式化而流为率意的朴厚天真，当然首先缘于修养、德性、品行——犹如伍蠡甫先生那句千辛万苦的话：“怎样以学养充实技法，乃是一切有出息的画家毕生之事，同时也是每个时代绘画艺术成就的关键。”（《王翚、吴历合论》）——尽管此语一出就显得“虚”，“器以载道”才对。法中见理，以理运法。犹如伍先生这本沉稳端静的旧书一样——他特意以一位富有宗教情感而颇受非议的清初画家吴历结束这石春酒，“笔墨之道，非有道者不能”（《墨井画跋》），宁为无意之书耶？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