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树森
中国绘画艺术源远流长，群星璀璨，曾创造了辉煌的美术历史，在很长历史时期是世界艺术舞台上巍然耸立的高峰。然而，近百余年来，由于各种复杂原因，中国绘画发展在世界上却处于式微状态。就在众多有识之士殚精竭虑寻求中国画崛起的时候，却流行着一种观点认为：现在的中国缺乏中国画大家，更出不了中国画大师。得出这一结论的理由很多，其中最核心、最重要的一条是不具备历史条件和土壤。那么到底是不具备，还是没有真正认清当前的状况？
综观时下，如果我们以更宏大的历史视野来加以分析，则会发现当下中国画正处于千载难逢的历史发展机遇期。这个宏大的历史视野，主要体现在中国画发展正处于以下几个方面历史节点的交集期。
第一，中国社会正处于数千年一遇的社会形态转型期。
中国正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工业和信息的现代文明转型。近百年来，尤其改革开放30余年里，正在突飞猛进的转型发展之中，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转型的成功将建立起新的社会文明秩序。
第二，中华文化正在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建构。
伴随着社会转型，中华传统文化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的文明社会，需要我国在继承、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以发展中华文化为目的，以拥抱一切人类先进文化思想的胸襟，整合现代新的文化，汲取和借鉴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精华智慧，兼收并蓄，以包容世界的胸怀和再造世界新高度文明的雄心，建构一个新的“中华民族主体文化”，开创中华文明发展新格局。
这个主体文化应是一个充分体现中华民族特性，迈上了中国文脉更高台阶的新文化。它既要适合于当下实现中华文化复兴，更是未来中国作为一个开放的优秀民族与文化的世界强国之所需，也是世界文明与智慧累积至今一种新的突破与超越升华。它将会为世界贡献一种高层次的“和谐文化”、新的价值观，为构建世界新的文明秩序做出贡献。其历史意义或许正如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体《展望二十一世纪》中曾预测的：中国文化将在未来世界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汤因比甚至乐观地强调：人类未来和平统一的地理和文化主轴是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东亚文化。
第三，历史空前的中西方文化艺术的大交流、大交融、大碰撞。
历史上，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就是每次大的地域或民族间的文化交流都会带来一次文化融汇发展的高峰。比如，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交融，奠定了汉代的文化隆盛，魏晋南北朝的文化大融合对唐朝的文化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今，我们不仅仅是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间的文化艺术的交流、交融、碰撞，更是历史空前的中西方文化艺术之间的大交流、大交融、大碰撞。中西方文化艺术本就是两个各具特色、相对独立的体系。西方“强势”文化艺术的蜂拥而入，在把中国的民族文化和艺术冲击得方阵大乱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也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新的深刻思考，激活了我们新的创造性思维和活力。笔者认为在这样的剧烈冲击、洗礼和充分滋养之下，以中华文化超过五千年的深厚积淀和巨大包容性特点来说，必会将其容而化之，转化为中华文化一次大跨越发展的重要机遇。
第四，中国正在快速崛起与“盛世文化”的到来。
经历了百余年的积贫积弱、遭受列强欺辱之后，中国正在快速崛起。随着综合国力的逐渐强大，使我们有了正视、强调本民族文化和艺术的底气。20世纪90年代，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就已经认识到：当东亚人在经济上获得成功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强调自己文化的独特性。那么，我们自己是否准备好了？我们在强调、发展民族文化艺术方面做得够不够？我们的认识、态度和方法是否正确？相信，伴随着大国崛起，中国必将迎来一波新的“盛世文化”。
第五，中国画正在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建构。
前四个条件，为中国画发展赋予了新的使命。中国画作为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适应新的审美要求与参与构建现代新文明社会人文精神需要，扎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呼应文化转型，热情地拥抱着古、今、中、西文化艺术空前激烈的碰撞与交汇，汲取着世界各民族文化艺术精华养料，迸发着新的活力与创造力，遵循艺术发展规律，在自我解构与解构他者之后，历经洗礼、蜕变，正在寻求、探索着自身的转型建构。道路虽然艰难曲折，但转型的成功，将建构起以“中华民族主体艺术”为核心，既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有别于传统又不失传统精神，且具有世界高度的中国面貌的现代形态，并以此为核心代表在世界艺术舞台上重新确立中国美术的应有位置，也将为构建世界文化艺术生态新秩序做出贡献。
前四个方面恰巧交叠在了这一段历史时期，注定这是一个波澜壮阔、天翻地覆、乾旋坤转的大变革时代。身处其中的中国画，危机与机遇并存，正如狄更斯所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再加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党和政府给予美术发展所创造的自由、开放、包容、活跃的宽松和谐环境，足以让画家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追求自由的学术与精神，充分发挥创新思维与张扬艺术个性。可以说我们具备了充分的历史条件、政策环境，和承载着中华文明浑厚历史积淀又吸收着时代营养与世界各民族精华养分的中华文化沃土。这样千载难逢的伟大时代足以激发艺术家的无限潜能，这难道不是诞生世界性艺术“大师”，甚至“巨人”的历史条件和土壤吗？
自上个世纪初以来，在救亡图存，追求中华民族崛起强盛的历史征程里，黄宾虹、齐白石、吴昌硕、潘天寿、傅抱石、徐悲鸿等老一辈艺术家，已经在中国画现代转型中进行了不懈探索，做出了突出贡献，并被我们公认为中国画大师。笔者认为自1978年改革开放起60年内，是中国画实现转型的最佳时期。做出这种时间段判断的原因之一，是考虑到真正具有深厚中华传统文化底蕴又有世界眼光的一批画家，应该是推动中国画在保持本民族特色前提下实现成功转型的最大希望。由此再向后推100年，回头看这60年，谁为实现中国画成功转型建构，为人类文化变革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谁就将是中国美术史，甚至世界美术史所冠以“中国画大师”、美术“巨人”称谓之人。笔者认为这也正是甄别、评判当代中国画艺术大家、大师价值与身份定位的最重要标准之一。对此，我们回头参看文艺复兴和日本的艺术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化过程中诞生的一大批艺术大师，自然会明白这个标准的道理所在，也会看清楚历史条件是否具备。
当然，我们也要理解和认识到，这样剧烈的大变革时代，加之是在西方以强大的综合国力为后盾的“强势”文化艺术猛烈冲击之下，中国文化艺术发展注定要经历一段时期的混乱、无序，甚至迷茫。要取得中国画的转型成功，即使大的历史条件再完备，还需要我们有正确的认识、态度和方法。而在当下具体现实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存在着一些有悖于时代重任的问题。虽然全民族文化艺术创造活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和激发，艺术形态多元、多样，百花齐放、空前发展、空前繁盛，可谓洪流滚滚、波涛汹涌、奔腾向前、但同时也伴随着俱下之泥沙。而如果泥沙泛滥形成了泥石流，则可能造成灾难。现在的中国美术界可谓黄钟声稀、瓦釜雷鸣。在名利的裹挟、诱惑和市场导向之下，极大地消解、弱化了画家作品的精神性与学术追求。所盛行的官本位艺术、礼品画市场、重商业和名利轻学术之风、过分包装炒作，“大家”“大师”头衔满天飞的自以为是、欺世盗名，民族虚无主义及全盘西化倾向等，加之一批影响巨大、有大家之名、而无大家之实的画家，所产生的导向作用已经让中国大众及海外人士错误地理解、判断着中国画的优劣与发展水平。由此形成的整体浮躁、混乱，不正之风肆意妄为的百态乱象，正在混淆、埋没，甚至严重地侵蚀、消解着中国画转型建构发展的辉煌成就，也在浪费着历史机遇。这一切如同健康机体上的毒瘤，大有扼杀中国美术前途的危险。如果我们不采取一定措施，将真正靠作品说话，代表了当代中国画发展真实成就水平的艺术大家所产生的正能量加以集聚、提升、倡导，得到张扬，发挥主导作用，那么乱象极有毁掉成果之势。我们相信，在历史长河中，这种乱象不过是特殊时期的一朵短暂浊浪，终将阻挡不了中国美术史的浩浩向前。由此新的紧迫工作也摆在了眼前，就是要改善现实条件，呼应历史条件。这也正是促使我们开展中国画“强元”课题研究和中国画“强元”建设工程的起因所在。
社会各界应该认清这样的历史发展脉络与当前形势，提高判断力，不要被美术场域中的乱象误导迷失；艺术家应该积极呼应历史的召唤，自觉、自信，以对艺术的敬畏、虔诚，以思想、感情、才华和使命、责任，开创新的美术历史，为人类贡献永恒的精神财富；相关部门和机构应该警醒于现实的严峻性与时间的紧迫性，搞好体制机制建设，创造更适宜的环境，扬正气、倡大道，使艺术真正沿着健康发展的自身规律行进，开创大家林立，英才辈出，繁荣灿烂的发展局面，引导中国美术完成这个伟大时代的重大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