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传铭

    “安史之乱”的终结、太上皇李隆基的驾崩和诗仙李白的辞世，使平凡的公元762 年成了一个历史的拐点。这当然是一般史论家的观点。对于后世的普通人，他们也许更关心大唐王朝由盛而衰变故中那几个历史主角的身世命运。所以，白居易那一波三折、风生水起的《长恨歌》便成了咏叹这段历史的千古绝唱。古代绘画中能与此对应的，就是这幅中唐李昭道所作的《明皇幸蜀图》。

    崇山峻岭、白云缭绕、山回路转、栈道隐现，一队唐装人马行进于山路上。前行者沿山道而行。山间水溪旁的平坡，几人正卸下马匹、骆驼所驮的重物稍事歇息。右侧溪桥前缓行而来的人马显然是整个行旅队伍的中心，一穿绯衣乘赤骠者正欲策马过桥，几名佩弓者随侍其后。再后是几名头戴帷帽乘马而行的侍女，以及远处崎岖的山路上尚可看到的骑行者。此图在《石渠宝笈三编》里被定为宋人《关山行旅图》，当代学者据人物服饰、帝王乘骑的“三花马”并结合山水的地域特征，考证图中所描绘应为唐玄宗李隆基为避安史之乱，行于蜀中的情景，旋改今名。

    雄风一统的盛唐时代，画家在诠释对山水的理悟时，呈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前朝的堂皇而刚健的笔墨形式，出现了以“大、小李将军”——李思训、李昭道父子为代表的金碧山水画派。李思训和吴道子是开元年间齐名的画坛巨擘。相传两人曾同时被玄宗召去画嘉陵江风景。吴道子一日而成，李思训三月才毕。吴、李两人不同风格的乘物游心之画法，均为玄宗激赏。吴道子用笔随意而然，富于变化，以人物画的“六法俱全”画千里嘉陵，变工谨为豪放，用“天付劲毫”画出了“吴家样”的山水气势；李思训用笔爽利，风骨峭然，山川峻伟，绵延百里，楼阁巍峨，高接云汉。这种将富丽堂皇的人造宫庙置于奇异秀丽自然山川的构图，似更能显示唐人的不凡气概。李昭道与父亲一样工于金碧山水，而且“变父之势，妙有过之”。所以张彦远才有唐风之变“始于吴而成于二李”的评论，也是董其昌将“二李”定为“北派”宗师的依据。

    《明皇幸蜀图》将“玄宗幸蜀”这一历史事件中的人物和所表现的蜀地春山艳景糅合成一个“景不压人，人不抢景”的统一画面殊为难得。画面的主体虽是天际间白云缭绕，崇山峻岭中蜀道迂盘，悬崖峭壁上栈道连天，山林葱郁，气象宏伟，但独具慧眼的苏东坡还是一下抓住了重点，他对这幅画的一处细节描述道：“嘉陵三川，帝乘赤骠起三骏，与诸王及嫔御十数骑，出飞天岭下，初见平陆，马皆若惊，而帝马见小桥，作徘徊不进状。”可见李昭道虽然画的是“豆马寸人”，却刻画得须眉毕露，情态宛然。正是因为有了这样耐人寻味的“画眼”，这幅金碧山水的大块文章才显得生机勃发。

    玄宗入川是天宝十五载，即公元756年。是年七月，潼关失守，玄宗弃长安仓皇出逃。行至马嵬坡，六军不发，迫玄宗诛杀杨国忠父子并缢死杨贵妃。如此“幸蜀”，当然已非气宇轩昂、威加海内的天子巡狩，而是丧家辞庙的避乱。所以“幸”与不幸，当是应有之义。画家用金碧辉煌的山水来反衬人物内心的荒漠与暗淡更是高妙一笔。

    对《明皇幸蜀图》的研究历史上一直余续不绝。清人之所以将其错断为宋画，大概与那位自命风雅的乾隆爷有关。他在画中题道：“年陈失姓氏，北宋近乎唐。”天子一言九鼎，底下以讹传讹就不足为怪了。这个历史错案终于在20世纪被翻了过来，不仅为李昭道找回了“著作权”，而且学者李霖灿还有一个新发现，纠正了我们对唐人的误读。这个“意外之喜”颇有趣，故一并录存。

    《明皇幸蜀图》上唐明皇所乘的马亦神情宛然，它仍是体肥腹大的唐马典型，但是乍见小桥举蹄作犹豫不进之状却令人欣赏，真是通灵的骏马。马鬃梳作三辫，这就是所谓的“三花马”。我们去对照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馆收藏“昭陵六骏”石刻中陪葬太宗的“飒露紫”，便知道“三花饰马”乃是御式，不是一般官员和庶民百姓可以随便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