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  春

    明清时期的铺户，指的是在城镇开铺的商人。官府通过将铺户分行当入籍编户进行管理，并据此分派赋税徭役。其中，盘剥最重、危害最烈的是通过不平等交易，强令铺户采买各种物资以应公用，以及无偿占用铺户的劳力、物品，这就是“铺户当行”，在江南也被称为“铺户当官”。

    “铺户当行”的由来及变迁

    早在宋代，官府与百姓就有所谓的“和买”（东西）、“和雇”（人力）做法，“和”就是两厢情愿公平交易的意思。明太祖朱元璋奉行节俭、严律百官，为免扰害百姓，曾明令禁止和买、和雇，只准以市价现钱交易。到了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为采购急需物品，开始允许官府去市场买办。他在永乐十三年（1415）所发的申斥南京经商军户的圣旨很能说明问题：“那军家每既在街市开张铺面做买卖，官府要些物料，他怎么不肯买办？恁户部行文书去，着应天府知道，若有买办，但是开张铺面之家，不分军民人等，一体着他买办。敢有违了的，拿来不饶，钦此。”（明正德年间纂《江宁县志》）在明代，官民的等级十分森严，百姓自有为官府服务的义务。官府是以市价买入，并非欺民，同等价格百姓必须优先卖给官家。这就是圣旨之所以理直气壮的原因所在。

    铺户当行的主要形式有三，最主要的是采买物品，即官府需要什么东西，就依所定的官价到相应行当的铺户去买。具体做法是：铺户根据编户轮流买办；由官府参照市价确定采买的官价；官府将官票——代表官价的代用票付给铺户并索取所需物品；官票不能在市场上流通，铺户需拿官票在规定时间去官府兑现钱钞。此外，官府每遇大事，即按籍分派铺户，由铺户用官银办差，提供无偿劳动；所需物资中的非消耗品（如桌椅等）则向铺户无偿借用。这是当行的另两种形式。

    到了明朝中期，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追求享乐的奢靡之风渐起。在这种社会风气下，官府办事铺张无度，导致入不敷出，于是就将所需用度转嫁到铺户身上。这样，铺户当行在实际执行中就逐渐变异，而成为盘剥百姓的苛政。官府通过大幅度压低官价和拖欠货款等手段，残酷地压榨和盘剥铺户，再加上具体办事的小吏敲诈勒索，自然民不堪命，很多铺户被逼破产倒闭，有的甚至家破人亡。

    为应对铺户的破产、逃亡和抗争，明朝不得不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以向铺户征银的办法取消当行制度。“铺户当行”虽已明令禁止，但在各地实际上却一直持续到清代后期，这便有了江南常熟、苏州等地禁止“铺户当官”的碑刻。

    江南的“铺户当官”何以屡禁不绝

    在古代社会，百姓对官府的经济义务主要是纳赋税和服徭役，前者是缴纳钱物，后者是无偿劳动，江南的所谓“铺户当官”实际上就是服徭役的一种形式。在经济政策上，从明朝中期开始的一条鞭法到清朝康雍时期的摊丁入亩，总的方向是免除百姓徭役，将其纳入赋税一并征收。但以现存的晚明以后江南各地严禁“铺户当官”的碑刻内容和数量来看，“铺户当官”的苛政却长期存在。

    从现存史料看，“铺户当行”——尤其是江南的“铺户当官”现象长期存在确有其客观原因，除封建官僚的特权思想外，主要是官吏俸禄过低和地方办公经费不足所致。清康熙时期巡抚和知县的俸银分别只有150两和45两，至于具体办事的胥吏，由于没有品级，根本没有俸银。而在当时，富足的城镇家庭每日的正常开销即不少于五钱银子，每年就是180多两。再地方办公经费不足，顺治十一年（1654），全国各州县全年办公经费均不到1800两。以直隶平山县为例，该县康熙二十年（1681）的办公经费只有1596两，约占当年全县上交赋税总额的8%。地方官府事出多端，入减支丰，自然摊派于民。上级官府明知“铺户当行”于法无据，却又认为情有可原，自然制止不力，这就是“铺户当行”现象之所以长期存在并屡禁不绝的原因所在。

    江南地区从宋代起就是经济发达地区，自明后期以后，随着当地纺织业的迅速发展，纺织加工和商业贸易成为当地百姓的主要经济活动，相应的铺户也大量增加，这是禁止“铺户当官”碑刻大量出现在江南地区的重要原因。

    碑刻所反映出的官商关系

    从江南地区禁止“铺户当官”碑刻的内容看，其目的一是保证公平给值，二是限制吏胥讹诈。从碑刻的数量看，以顺治康熙和雍正乾隆时期为最多，分别为23块和7块，而从乾隆朝以后，碑刻数量大减，这一现象反映出当地官商关系的新变化。

    其一，商人阶层的抗争力量不断增强。在碑文中，有多次针对同一地区、同一行当反复宣示“严禁”的情况，也多次出现上级官员刚颁禁约，下级官员和胥吏就公然违反的事件，这反映出铺户对官府的抗争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同时，从总体情况看，商人的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直接、越迅速，反映了商人力量的不断壮大。比如，苏州府的某县在道光皇帝去世时（1850年），以祭奠为由，要求当地烛业备办供烛，商人们即以“历次国丧以及颂祝俱未着办”为由，请苏州府于三个月后即立碑示禁，从而维护了自身利益。可以看出，经过不断抗争，地方官府对商人的摊派逐渐有所收敛，至少表面上不敢公然勒索，这是清代后期碑刻数量大量减少的原因所在。

    其二，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在中国古代，最主要的社会阶层是士农工商，而商居其末，社会地位低下。随着财富的积累，通过接受教育、参与科举，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出现了绅商一体的情况。这一情况体现在碑刻上，就是商人的称谓发生了变化。在清代嘉庆朝以前，多用布商、木商、机户、铺户、商民等称谓，而之后出现了职商、职员、职监等“职”类称谓。在古代，“职”字与官家紧密联系，在明清公文中，下级对上级就自称“职”，口头称“卑职”。“职商”等词的出现，一定程度反映了当时商人社会地位的持续提升。更令人称奇的是，在苏州一地的碑文中还出现了有功名的商人，计有致仕（退休）道员（四品）、现任知县（七品）和贡生各1人，举人5人，生员6人，候选官员12人。商人力量的崛起，有助于抵抗官府的巧取豪夺，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商人阶层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

    作者简介

    顾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文化部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著有《来源·争论·特性》、《陆九渊教育思想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