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曙

    （92）作字如看山，远观取其势，近察取其质。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得烟云而秀；书则得画意而活，得诗情而华，得文心而秀。

    （93）缶翁印白文最精，得汉味而自有面目，或取玉印劲细，或取铸印浑厚，或取鑿印流利，皆化为天机。今之学吴者，多学其“做印”处，故多见俗态。凡缶翁佳印皆不“做”，自然而成，精彩绝伦。“做”者皆“自救”苍浑，不得已而为，后之学者不可学其皮相耳。

    （94）中国艺术，意法相生，以“意”为体，以“法”为用，非以“法”代“意”。东坡云“我书意造本无法”即是此理。北宋郭淳夫亦云画者“意造”，鉴者“意穷”，此谓“不失本意”。书法本于文字，原为实用，然翰逸神飞，一寓于书，全在意耳。山水可行、可望，胜于可居、可游，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所求者，画者以意出之，得幽远之致，所以快人心也。

    （95）吾国艺术富于心性，有独特之笔墨文化，比世界各国艺术并无逊色。沉醉西风者，不解吾国艺术传统，以为陈旧落后，欲削高山为平地，与西风趋进，不可取也。《论语》云：“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吾人传播中国艺术，当守民族性，不可为西风笼罩也。

    （96）经典临写笔法不同，效果亦不同，尤以碑法写帖为显。近代学人胡光炜传李梅盫法而无其积点成线抖动之习，所写《鸭头丸帖》，刚挺迟缓，得古拙之趣，与献之连绵神骏法迥异。然以碑法写古帖，易得碑之厚而失帖之韵味，气不能圆，开“摆字”之门。今人写碑者临帖，多有此病，实未能解帖也。故习碑者宜先通帖，由帖入碑，点画融通，此恐清人何以重唐楷入手之由也。

    （97）余曾言艺有“大传统”“小传统”“内传统”“外传统”之分，亦有“传统”“新传统”之分。何谓“新传统”？过去非传统经典，为民间俗物或新出土墨迹，今雅化拓展形成新艺术形式得以传承。甲骨、简牍、敦煌写经、汉晋砖瓦等20世纪出土新物皆为今之书家所用；明清瓷工碗底押记亦为今之印人所取，皆“新传统”之例也。吾师风斋曾以瓷押入印，取出栏之边，弧线运之，显流动天然之美，粗细相宜，开一新面，百年来未有也。“新传统”为新时期所形成，又汇聚大传统，故能连绵不绝，生生不息也。

    （98）北宋郭若虚曾以“气韵本乎游心，神釆生于用笔”语论画，书画发于情思，契于绡楮，全在用笔，其难可知矣。古人论此多矣，不一而足。余一言以蔽之：圆笔方势，复归于圆；中锋为主，侧锋为辅；即中即侧，复归于中。达此可视得法矣。

    （99）艺事一道，虽无常形，然有常理。东坡跋文与可墨竹云“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道尽其理。余曾以“诗书画印”融通论之，四者各有其术，然皆归于诗性与文心也。

    （100）书画一道，独赏不如众乐。元亮诗云：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妙用在兹，积微自引。

    （101）中国艺术乃哲学之物化，统之有宗，会之有元。儒家重道德，道家重艺术。概言之，艺乃通天人，合内外所成也。天，自然也；内，心性也。以自然为体，以人工为用；以心性为体，以外物为用。

    （102）艺者何？《易经·系辞》上云：立象以尽意，此艺之理也。以意为本，以象为用，方得艺之真谛，非徒以形似逞能也。

    （103）胡适致陈之藩手札云“勤”“谨”“和”“缓”为治学之诀，为艺之法与为学同理。勤者，眼勤手勤也；谨者，一丝不苟也；和者，平心静气也；缓者，从容自如也。四者相合，直入如来地也。

    （作者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