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 孩
得知资老师去世的消息，已是她离开这个世界一周后。清楚地记得，在十几天前，曾做过一个梦，好像资老师为了一篇稿子跟我在电话里交流，这次她的声音很柔，不像以往那样清脆，甚至为一个问题我们还讨论或者说就是争论。这次具体说了些什么，因为是梦，所以记不太清。清晨起来，我把梦中的事情告诉我爱人，爱人说，资老师想你了，抽时间你给她打个电话。最近一段时间，由于不断地为母亲联系医生，治疗折磨她多年的腰腿病，根本没想到跟资老师通个电话。
资老师是新中国的第一代舞蹈家，比我整整大了三十岁。我第一次知道资华筠的名字，是在一九九五年。那一年我从团中央的一个刊物调到中国文联刚创刊的《中国艺术报》负责要闻版工作。这张报纸因为是面对艺术界的，那时我们一帮年轻人从各个单位拼凑而来，对艺术界还不是很熟悉，对于舞蹈界更是两眼一摸黑。一天，报社领导召集我们开会，让我们汇报各自的选题。大概我们这帮人都属文学青年，大家谈的选题和作者的名字均与文学有关，作者的名字也基本是王蒙、刘绍棠、邓友梅、赵大年、毛志成等作家。见状，副总编辑晓光老师慢条斯理地举着烟斗说，这可不行啊，大家不能总盯着文学，我们是《中国艺术报》，艺术门类很多，作者队伍要广，譬如你们可以请舞蹈界的资华筠、曲艺界的常祥霖、美术界的何韵兰、书法界的林岫等人给我们写稿，你们不认识我可以帮助联系。晓光老师我们是非常敬重的，他以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那就是我》、《采蘑菇的小姑娘》等享誉音乐界，是名副其实的名家，有他给我们坐镇，心里自然有了保证。
不久，报社的一个小女孩就主动联系上了资华筠老师。资老师不仅人长得漂亮，文章写得也漂亮。我当时很是嫉妒呢。也许是命中注定，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在参加舞协的一个会议中，竟意外地见到资老师。短暂地交流后，资老师把家里电话留给我，说有事可以随时找她。这次近距离的接触，资老师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一个词——爽快！
我跟资老师的真正交往，是在一九九五年年底。一天，资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上海《艺术世界》杂志多次打电话要发她一个专访，推托足有一年，这次主编急了，说无论如何明年第二期要上，字数八千，无奈，只好希望我能配合一下，完成这个活儿。我当然不能推辞，我把这个机会当成资老师对我的一次考试。在一个黄昏时分，我如约来到西坝河中里三号楼十八层的资老师家，听她给我讲舞蹈、讲人生，足足聊了两个多小时。今天回想起来，那个冬季的黄昏，是多么的温暖啊！几天后，我把写好的稿子拿给资老师看，她看得十分认真，对十几处词语进行了更正，然后才说，你已经写得很好了。
接触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资老师是个十分较真儿的人。她对艺术较真儿，对文字较真儿，对生活看不惯的人和事也较真儿。一九九六年底，因为诸多的不顺心，我想调离《中国艺术报》。资老师知道后，很义气地对我说，你到《中国文化报》吧，我跟社长王文章是哥们儿，要不要我给你说说。我一听，说有您这么大的面子，我当然愿意去了。很快，我就办理了调动手续。
从一九九六年至今，我在《中国文化报》已经工作十八个年头，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在主编文学副刊。这期间，约写的名家稿件能有上千篇，其中就有资华筠老师的很多作品。资老师是《中国文化报》的老作者，在我来之前就为报社撰稿。一九九四年到一九九五年，应当时报社社长王文章之约，已经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十年所长的资老师，先后写出了《“上学”与“上任”》、《“舞畴”与“人畴”》、《昂头“化缘”》等七篇“所长手记”专栏文章，引起业内的好评与关注。我到报社之后，她不因对我有“恩”，就任意让我在自己负责的版面上帮她发文章。十几年来，经我手发她的文章总有二十几篇吧，我不敢说篇篇是精品，但每篇她都是精心写就的。
资老师对舞蹈的较真儿我没亲眼看过，但从多年的交流中我能知道一些。在“文革”当中，已经靠边站的她扫过厕所，也干过重体力活，但她只要有时间，早晨起来仍然会跑到仓库里做舞蹈训练，她觉得舞蹈是她心中永远的女神。今天不让跳了，不等于明天不让跳，如果把基本功荒废了，那可就什么也做不成了。我的一位邻居跟资老师曾在一个单位，提起“小资”，她说资华筠在那一代演员中天赋不是最好的，模样也不是最漂亮的，可她的刻苦精神的确是别人不好比的。
我真正体会资老师的较真儿是她对文字的苛刻。在舞蹈界，从演员到舞蹈理论家、到作家、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推动者，资老师是绝无仅有的。我因为是编辑，是写作同行，更多的是与资老师的文字之交。最初期，她给我的稿子基本上不愿意让人改，即使改也要经她同意，为这事很多报社的编辑是吃过苦头的。我也同样如此，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之间常常为一个词一个标题的改动而争论不休，有时甚至把电话扔了。时间长了，我们彼此都熟悉了，也就宽容了很多。有时，为一篇文章观点争论后，隔几天她会打电话对我说，那天你说的是对的，我就是这个脾气，你别在意。我说，您的大腕脾气得改一改，不然哪个编辑都不敢跟您打交道。资老师说，岁数大了，这么多年一直这样，看来江山易改，禀性难移了。
二○○四年，我应中国文联出版社之邀，主编一套五卷本的“中国艺术家自述丛书”，除资老师外，还有李光羲、吕远、黄宗英、石维坚四人。我跟这些老艺术家是忘年交，我把这个创意跟他们交流后，他们都觉得好，很愿意配合。在这五位艺术家中，黄宗英老师以作家身份早就名震中国文坛，资老师在之前也已出版过《华筠散文》、《人世婆娑》、《舞蹈生态学》等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其他三位则没有出过自述这样的散文集。书稿交齐后，我就送给了责任编辑。这期间，资老师几次找过我，希望我能在文章顺序、小辑分类以及照片上帮她把把关。也许我太自信了，或者是工作忙，身体生病，包括对责任编辑的过度信任，这五本书的清样我只匆匆浏览一遍就返回出版社了。谁料，图书出版后，资老师的《过电影》一书出现了两篇文章与小辑名称不符的现象，资老师看后很恼火，打电话问我看没看。当时，我真的有点蒙了。后经与编辑核实，是她自作主张调整了，但没把小辑名称改过来。没有办法，我只能向资老师表示道歉，把责任全都揽在自己的身上，并责成出版社重印。为这事，资老师好长时间都生我的气，说我不把她的事放在心上，还批评说我名气大了，有点自以为是了。虽然我多少感到有点委屈，但这件事对我的教训是深刻的。
这件事后，我跟资老师联系便相对少一些。忽然某一天，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一位朋友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资华筠老师不幸得了白血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天哪，怎么会这样呢？放下电话，我的脑子一片空白，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回想这些年，我和资老师交往的往事一幕幕出现在眼前……还好，几个月后，在我和资老师的通话中，她表现得很坚强，也很乐观，特别说院里对她照顾得非常好，用了最好的进口药。我也为资老师感到高兴，祝福她身体早日好起来，继续为我们报社写文章。
我跟资老师最后一次见面，是二○一○年十二月在香格里拉饭店，由学生们为她举行的“资华筠从事舞蹈艺术六十周年”纪念活动上。那天来的人很多，我在一个角落里静静地观看着。那天资老师很幸福，动情地讲话，和她的舞蹈同行、亲人、朋友问候、交谈，我是在散场的时候才走上前向她老人家祝贺、拥抱。当晚，我又补写了四行小诗发给她，再次表示祝贺。从那次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资老师，电话倒是时常打的，随便交谈一些文艺界的事。我几次问她还有精力为报社写文章吗？她说，现在身体不如从前了，基本不写了。不过，他老伴王寿印老师近来对写作颇有兴趣，王老师是中央歌舞团的老人，知道的事多，可以约他写写。果然，在最近的两三年，王寿印老师陆续给我们报纸副刊写了几篇，文章发表后，反响挺好。
说来也巧，二○○四年报社分了我一套房子，就在资老师所居住的那个塔楼。不巧的是，等我二○○八年搬进去的时候，资老师已经搬到别处去了。我跟一些文化部系统的邻居聊到资老师，他们都说，咱们这栋楼有没有资华筠可不一样。她在的时候，没人敢欺负咱们，楼道的卫生打扫得干净着呢。据说，从东直门到东土城路到西坝河到望京新开的一条公交线路，就是在资老师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给北京市政府写的一个提案促成的。我没有核实，我相信资老师能干成这样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