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成

    张桂铭（1939—2014）浙江绍兴人。1964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曾为上海中国画院画师、艺术委员会委员，刘海粟美术馆执行馆长，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文联委员。获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代表作品有《画家齐白石》、《天地悠悠》、《荷满塘》等。

    张桂铭大我近十岁，认识他是在上世纪70年代。知道他更早，那是在我高中时，从大畏处看到过他用炭精棒画的人物速写，松松的，很棒！现在想起还能在眼前隐隐浮现，很典型的浙美气派。他早年的浙派水墨人物画得极出色，留在记忆中的有陕北窑洞前的毛泽东，有凌空架线的女电工等等。后来我调入画院，他是我的领导，再后来他调往刘海粟美术馆任馆长，他退休后，上级又将我调去接任，他又成了我的前任。他是我敬重的不多的几位艺术家之一。

    张桂铭今天绘画风格的雏形应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形成的，我记得在上海美协首届“海平线”画展中他的作品已初具如此风格，打散支离的画面构成，平面铺展，不过画面上还是有人物，那些花鸟还只是人物的配景，不过已不仅仅是配景了，人物的面积比重越来越小，但是色彩的纯度没有现在的那么浓艳，还是在水墨的基调之中。当时我就为之一振。画面结构新颖，笔致轻快，很现代又很中国。

    张桂铭对于作品风格的探寻是自然而然的，是发自内心的，不像当今好多人是为风格而风格，刻意去拼凑一个所谓跳眼的图式。在1980年初，上海外滩那边的友谊商店办过一个上海中国画院前后几位院长的作品展，有贺天健、程十发、唐云等，桂铭也在其间，他的几幅人物画笔意恣纵、简练精谨，都是以纯水墨为主，让我印象深刻。能够看到当时他已经完全跳出了浙美的那套语言方式。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八大山人》、《月下吟》就是这一路作品，当许多人画人物面部还在探究如何将眼睛画出上眼帘及下泪腺，眼珠的晶体状等等物理关系时，桂铭已经是一点了之。我想这是他对中国画精神本质透彻领悟的智慧选择。当然也有些人认为，桂铭此阶段的人物画还框定在新浙派的既定轨道之上，但我倒认为桂铭已经离浙派人物画的轨迹很远了。

    不妨我来稍作分析：浙派的水墨人物画的基本框架是在人物体面结构的层面上以接近任伯年的水墨笔意来勾画点厾，即使是衣纹也是在物象真实的层面上来表达的，只是要讲究一些书法用笔的洒脱，然而因为在写实的前提下，它只能是戴着镣铐拘谨地舞蹈。而在这一阶段，桂铭的人物画中书写的痛快，笔致如草书般的跌宕、奔腾已现端倪，在人物大体的形体处理下，无视于衣褶的穿插起伏，也无视面部五官的高低、凹凸，他只关注那笔线，忽而沉稳，忽而雀跃，忽而如老夫推磨，忽而又如兔起鹊落之迅捷。他早已跳离了对俗画对象的亦步亦趋的描摹，而沉浸于书写时抑扬顿挫的节奏享受之中，至于后来就干脆不画人物直接以花鸟作为母题，形作用于笔意的拘束更加微小，于是一发不可收拾。

    桂铭这种对于笔意的追寻得益于其对书法艺术的痴迷，曾听他讲过对书法的喜爱，也曾下过一番苦功认认真真地写过赵孟頫《仇公墓碑》，后又临习怀素的草书。我见过他写的对子，首先是格调不俗，他似乎不太讲究所谓的永字八法，八面出锋，更多的是以中锋信笔直书，更注重的是气韵的连贯与顺畅。桂铭的花鸟画如若将填入的色彩抽离，留下的就是一幅草书的局部，这就是张桂铭艺术的核心魅力与智力支撑。我没有完整地观看过他作画的全过程，但我可以断定这第一部的勾线墨稿是他最享受也是最纠结、艰难的一步。别小看了这寥寥数笔，但既要照顾到物象的形，又要顾及线与线之间的相互关系，水墨的枯湿浓淡、笔势的轻重缓急，没有深厚的学养，过硬的“武功”、自信的气度、轻松的心态，那是很难达到的。

    张桂铭的成功，与其对自己所走的路的自信、执着不无关系。今天的社会资讯发达，市场、资本、媒体的炒作，让一个画家有时会很难安静下来，那颗心会时时感觉到风之动，甚至于就根本无风。90年代我在画院工作时周围许多人对其这种新画风是很不理解的，也很难接受，甚至有人贬之其为“花纸头”“包糖纸”。但他我行我素，坚持着自己的艺术理想，从容冷静地画着自己的画，并且不断地完善自己走向深处。当然要分析张桂铭绘画的艺术特点，还有许多方面：例如色彩亦是他重要的语言方式，画面的结构也是极具异趣，这都可以是单独列出研究的课题，这就不是这一篇短文可以说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