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蒙

    近来，耳边不时传来大作家的讣闻：前些日子是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4月13日，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也离我们远去。这样的时刻，总会让人叹息与伤感：那一代人，真的是无可避免地渐行渐远了。

    时光倒转回半个多世纪前。1959年，32岁的君特·格拉斯发表了首部长篇小说《铁皮鼓》，正是这部带有自传色彩的作品使他一举成名。在随后的岁月里，他逐渐成长为20世纪后半叶德语文坛最重要的作家。当我找到这部被认为是黑色幽默的小说时，20世纪已近尾声，而那个不肯长大的小男孩奥斯卡，就这样和它的铁皮鼓一起，留在了我的记忆里，从未淡忘。

    奥斯卡3岁时无意中发现母亲和表舅布朗斯偷情，又目睹了纳粹的猖獗，出于对成人世界的深深失望，主人公决定不再长个儿而宁愿成为侏儒，一次意外事件使他梦想成真。从此在他眼中，周围的一切人和事物都是怪异和疯狂的。于是他整天敲打着一只铁皮鼓，以此发泄对那个畸形社会的愤慨。邻居女孩玛丽亚来照顾他，但在玛利亚怀有他的孩子后却嫁给了他的父亲，生下了库尔特。奥斯卡随侏儒杂技团赴前线慰问德军，3年后回到家中，苏军攻占了柏林，父亲吞下纳粹党徽身亡。埋葬父亲时奥斯卡丢掉了铁皮鼓，而亲生儿子库尔特却用石子击中了他的后脑勺，使他倒在坟坑中，流血不止。不过他就此开始长个儿，尖叫声使玻璃破碎的特异功能也随之消失。

    这个故事初看有些怪诞，不过细细读来便会发现，作为一名德语作家，作者承袭的恰恰是他的文学前辈那种十分突出的风格：叙事完整且颇有力量，内中充满了对历史和人性的反思。读完这样的一部作品，你一定会有回肠荡气之感，并思绪万端，心生感慨。

    这部厚重的作品有两部分令人印象深刻的描写。其一，书中有一大部分是以战争作为背景，主人公奥斯卡曾亲历但泽波兰邮局保卫战。不过你在文中看不到硝烟和炮火，听不到轰炸声，只是通过文本中作者对死者、伤者和在战争中失去孩子的人的描述，隐隐感知到战事的存在。可见作者的表达重点并非战争本身。其二便是有些奇怪的“洋葱地窖”。奥斯卡在那里演奏，每晚挣14马克50芬尼。那里挂着电石灯，配木桌木椅，没有酒，没有菜单和领班，客人一满，老板施穆就为每人端来一块小木板、一把刀、一个洋葱。客人们便认真地切洋葱，彼此没有任何交流，虽然他们都想把憋在心里的话吐出来，却都苦于无从说起，于是洋葱成了一个可供发泄的出口……无疑，这是一个隐喻。人们借此催出深藏在心底许久的眼泪，正如奥斯卡所说：“这个世纪日后总会被人称作无泪的世纪，尽管处处有许多的苦痛。”

    由此，反思的主题就成了这一经典文本的亮点。《铁皮鼓》的叙事年代跨越了一战、二战直至战后的整个历史时期。在这部长篇巨作中，既有奥斯卡作为时局旁观者，以他的鼓声作为武器，向周围世界发出的愤慨和审判之声，又有作者在书里流露出对德国历史的反思，更有股反对之声对奥斯卡进行审视和抗议。这最后一层反思，也可以看作是针对作者本人的，即是一种面向自我的深刻的历史反思。这也是格拉斯在其晚年引起世人再度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

    身为德语文坛举足轻重的一员，君特·格拉斯并非象牙塔里的写作者。他常常介入社会事件，他的名字总会出现在德国知识分子关于社会问题的声明里；他总是关心社会弱势群体，一有机会就替他们发声。这样的写作者，在西方一般被称作“知识分子作家”，而格拉斯所关注的社会问题之多、影响力之广，使得他自然成为了这类作家中的代表人物，他也确实始终如一地履行着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而在他一生中最引发争议的事件，恰恰是由他亲手制造的有关他本人的“丑闻”：在本世纪初出版的回忆录《剥洋葱》中，这位著名的左翼人士公开了自己前纳粹党卫军的身份，自此，批评者就试图将他妖魔化，并对他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就都表示质疑。

    那些曾在他的作品里得到过养分的人对此自然十分痛心，但他们眼中的格拉斯却由此变得更真实也更值得敬畏。在那个几乎全民疯狂的岁月里，格拉斯当时只不过是一名15岁的孩子，尽管他认为自己当时是自发而非被迫，但没有人会怀疑，一个自愿在生命暮年背负起如此沉重道德负担的知识分子，定会以一个“真正的人”的形象留存于读者的心间，就如同奥斯卡的鼓声给世人的警醒那般，永不消逝。

    （《铁皮鼓》已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