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宁
抗日战争初期，日军扬言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可是开战一年多之后，中国军民的抵抗日益顽强，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梦想完全落空，于是日本政府改变策略，采取诱和攻势。1938年11月和12月，日本首相近卫两次发表声明，试探与中国和谈的可能性，均遭到蒋介石的严辞拒绝。可是汪精卫认为，不应放弃以和平方式解决中日争端的机会。于是日本陆军大佐影佐祯昭与中华民国外交部亚洲司接触，安排高宗武及董道宁密赴日本东京，与日本高级官员会晤，铺平了汪日上海会谈的道路。
1939年秋天，汪精卫带领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人，自重庆出走，经过河内，到达上海。我的外祖父陶希圣（有蒋介石“文胆”之称——编者注）跟随汪精卫离开重庆，但是滞留香港多时，犹豫不决，最后终于经不住汪精卫多次要求，也到上海参加中日谈判。
“和平谈判”只是表象
1939年11月1日，日本与汪精卫的谈判，在上海虹口六三花园正式开始。日方代表是影佐祯昭、犬养健等，汪方代表是陈公博、周佛海等。谈判会议上，日方分发《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草案》，要求汪方代表逐条讨论。草案条款广泛苛刻，远不同于以前双方协议以及近卫声明的宗旨，双方10天开了7次会，并有多次会外私下商谈，日方毫不让步。后来谈判地点改到沪西愚园路1136弄60号继续，日方仍坚持强硬立场，胁迫汪方接受日方全部条款，并要求在年底签约。外祖父数次提出，因为身体不适，请求退出会议谈判，都被汪精卫婉言留住了。
汪日之间除《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之外，还有《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具体原则》、《秘密谅解事项》等八份文件。那些文件的条件非常苛刻，日本所要勒索的中国地域，从黑龙江直到海南岛；日本所要掠夺的中国物资，下至矿业，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从东南至西北，一切中国的权益，都要让日本持有或控制。日本是要吞并中国，灭亡中国，中日之间断无和平可言。于是外祖父有了逃离上海，脱离汪精卫的念头。他写信去香港，要家人来上海团聚，可以让他从愚园路搬出来，躲开汪精卫的视线。外祖母一家到了上海，在环龙路租了房子，外祖父搬来，有了一点自由空间。
计划逃离
作为国民政府的外交新星，高宗武本来跟周佛海一起策划，最早把汪精卫“和平运动”的想法提交给日本方面。但从跟随汪精卫到了上海以后，高宗武与周佛海就是否需要到南京建立新政权，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周佛海对汪精卫的影响，高宗武便开始被疏远起来，很多重大事件也不再找他商量。因此高宗武就有了退出的想法，对“和平运动”也不再热心了。
1939年12月26日晚，人们还在热烈庆贺圣诞之中。汪精卫召集汪方全体人员，听取谈判报告，审查全部文件，然后宣布谈判结束，全部接受日方条件，定在12月30日签字。外祖父立刻明白了，如果他不签字，只有死在上海。但如果他在日汪密约上签字，就做了卖国的汉奸，比死更可怕。
回到家里，外祖父闷声不响，垂头丧气。下午3点多钟，高宗武突然到外祖父家来，两人关了门密谈。外祖父告诉高宗武：我听说，他们早已监视你，现在你有生命危险。高宗武说：我们走了吧。外祖父说：我有几个学生很亲近，靠得住，能帮忙接应。高宗武说：我发求救电报给香港的亲戚。外祖父说：我想最好能请杜月笙先生帮忙，我跟他有一面之交，估计他会伸援手。高宗武说：杜先生也在香港，我这就去办。外祖父说：小心，小心。
当时中国还有些人，对日本人仍然抱有幻想，国际上也有不少人认为，日本并没有完全灭亡中国的意图。如果高宗武和外祖父两人把日汪密约公布于世，天下人便都看明白了日本完全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那么中国人民抗战的意志会更坚强，国际上也会更加支持中国抗战。外祖父想，如果他们这样做，能对国人敲响警钟，唤起警觉，也算将功补过。但当时情势，外祖父顾不得考虑日后被重庆政府如何处置，他只想逃出上海，逃离在日汪密约上签字的危机。
揭发日汪密约
12月27日，外祖父开始称病在家，不去愚园路开会。汪精卫不放心，派了两个医生来家里给外祖父检查身体。他们查不出具体的毛病，但看到外祖父确实精神萎靡，报告汪精卫允许外祖父在家多休养几天。12月30日双方签署密约，外祖父没有到场，所以没有签字。1940年元旦，外祖父必须到愚园路去拜年。到汪府进门刚坐下，陈璧君就要他补签密约。外祖父以病婉拒，幸亏汪精卫刚好下楼来，说：此刻不必勉强，过几日病好了再补不妨。
外祖父回家后，派母亲出门，单身一个，摆脱特务的跟踪监视，跑到高宗武家，递交一信，说明自己必须立刻脱离上海的决心，已经与香港杜月笙联络过了。高宗武请母亲带回复信，说明他将立刻着手，对日汪密约照相，以备带到香港，公诸于报端。
1940年元旦前后几日，外祖父和一家人，在生死线上焦虑徘徊，等待香港通知。那不是一场儿戏，上海由日军占领，戒备森严，高宗武和陶希圣两人又属汪方高层，日汪特务日夜紧密监视，且不说能否出走成功，连事先保密都很难周全。1月3日，外祖父接获香港密报，立刻到南京路华懋饭店，有人接应。外祖父借口看朋友，两手空空，叫日汪派来监视他的车夫送到华懋饭店。当时的华懋饭店有9层楼房，很气派，没有多少人进出。外祖父下了车，从前门走进去，穿过门厅，走到后门，迅速穿出，飞奔到马路边，坐进街边一部计程汽车，疾驰十六铺码头。
那里的接应人员把外祖父领入船舱，紧闭舱门。不多时，轮船起锚，外祖父总算安全逃离上海。到达香港之后，外祖父和高宗武一起，联名在香港《大公报》公布了日汪密约全文，向世界揭露日寇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激发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
这就是史称的“高陶事件”。
（本文选自《牢记：一个家族的抗战史》，有删节，该书已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于2015年4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