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平
抗日战争爆发，全国迅速掀起全民抗战的热潮，文学艺术界也迅速投入，其中反应最快的是话剧界。艺术家以话剧为武器，宣传抗战、动员民众，其作品在当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卢沟桥事变发生，舞台上很快就出现了两台大戏，一是1937年8月7日由上海剧作者协会集体创作演出的大型话剧《保卫卢沟桥》；另一台是同年8月9日由田汉创作的大型话剧《卢沟桥》。《保卫卢沟桥》由崔嵬、张季纯等17人写作，由夏衍、郑伯奇、张庚、孙师毅4人整理。全剧由3个连续的独幕剧组成：《暴风雨的前夕》、《卢沟桥是我们的坟墓》、《全民的抗战》，主题歌由塞克、孙师毅等作词，冼星海、盛家伦、周巍峙等作曲。上海各剧团、各电影公司近百名主要演员担任演出和剧务工作。8月7日，《保卫卢沟桥》在上海南市蓬莱大戏院演出，整个演出以磅礴的气势和抗战的激情轰动了上海，向全国人民发出了“保卫卢沟桥！保卫华北！”“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的吼声，激发了全场观众的抗战热情。演出日夜进行，有时还加演临时场来满足群众的要求，演出活动一直持续到淞沪抗战爆发。
话剧《卢沟桥》由田汉创作，由南京几家报社——《金陵日报》、《新民报》、《扶轮日报》联合成立的“首都报人慰劳抗敌将士公演委员会”主持演出。该剧由洪深导演，经过紧张的排练，克服了财力方面的困难，从1937年8月9日起该剧轮流在南京4家电影院演出。首场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得到各界群众的赞扬与支持。据参加组织这次演出的《金陵日报》记者陈樾山回忆：“大幕一拉开，观众就和剧中人物一起来到卢沟桥畔，台上台下，同仇敌忾，心心相连。台上喊‘保卫华北，收复失地，把敌人赶出去’，台下观众也跟着喊；台上唱《义勇军进行曲》，台下也跟着唱；台上在战斗，台下也在战斗。”该剧第四幕的结尾是争夺卢沟桥畔的一块阵地。洪深安排了一些演员藏在影院池座的后面，舞台上的争夺战开始之后，士兵们从观众席冲上舞台，满场喊杀之声，舞台上硝烟弥漫、火光迸射，似乎整个剧场都变成了战场，观众都卷入了“战斗”。
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的话剧工作者迅速组成了13个救亡演剧队，在“把戏剧送上前线”“戏剧上街、戏剧下乡”等口号的鼓舞下，救亡演剧队离开大城市，走向工厂、农村、前线，进行频繁的演出宣传活动。他们的足迹遍布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河北、山西、陕西、湖北等地，使话剧深入群众之中，动员广大民众积极参加抗战，其影响在中国话剧史上是空前的。他们演出的剧目多为短小灵活的街头剧、活报剧和独幕剧，如《放下你的鞭子》、《血洒卢沟桥》、《八百壮士》、《古城的怒吼》等。
1938年，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周恩来在武汉亲自领导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简称“三厅”）的工作，郭沫若任厅长，田汉任艺术处处长，洪深任戏剧科科长。遵照周恩来的指示，郭沫若、田汉和洪深把由上海来的救亡演剧队和各地来武汉的剧团及文艺工作者组织起来，成立了10个抗敌演剧队和一个孩子剧团，奔赴各大战区，在国民党官兵和人民大众中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演出的剧目有《塞上风云》、《东北之家》、《打鬼子去》、《一颗炸弹》、《壮丁》、《生死关头》、《血战台儿庄》、《胜利进行曲》等，在整个抗日战争中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与鼓动作用。抗敌演剧队还演出了一些历史剧如《李秀成之死》、《前夜》、《飞将军》、《正气歌》、《棠棣之花》等，通过宣扬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的斗争精神，鼓舞全国民众的抗日士气。
话剧在抗战时期的繁荣，在中国话剧发展史上是空前的，推动了话剧创作，对中国话剧发展也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一）促进了话剧大众化的发展。
中国话剧是从校园发展起来的，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在努力走向大众。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更给话剧走向大众增加了动力。一批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在批判旧戏的同时，积极引进外国话剧，其目的就在于从内容上突破传统戏曲的模式，通过描写普通民众的生活使话剧逐步走向大众。但这样的目的并没有完全实现，五四时期的话剧只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受到欢迎，还没有真正走向普通大众。左翼时期，话剧的观众群有了扩大，从校园扩大到工厂。但话剧真正走向大众是在抗战时期。
从客观上讲，战争的威胁唤醒了艺术家的觉悟，坚定了他们保家卫国的理想信念；从主观上说，面对着民族灭亡的危机，艺术家进一步增强了以艺术服务于抗战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他们放弃了大城市的生活，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工厂、农村、军营乃至战斗的前线，以话剧动员民众、宣传抗战、鼓舞士气，深受民众的欢迎，特别是那些直接反映现实生活、情节简单、内容易懂的街头剧和活报剧，更受到普通民众的青睐。通过看戏，他们提高了斗争的觉悟，增强了保家卫国的责任意识，并以实际行动加入抗战的洪流。
抗战使话剧扩大了发展空间，同时也使话剧在火热的斗争生活中获得了丰富的滋养。艺术家每到一地，常常根据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所发生的故事创作话剧作品，演出后深受人民大众的欢迎。1938年4月，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到武汉，“三厅”上下群情振奋。田汉立即派抗敌演剧队第九队去台儿庄前线慰问演出。九队队长吕复带领队员到达台儿庄后，立刻组织创作人员根据台儿庄大捷的胜利进行创作，很快创作、演出了活报剧《血战台儿庄》（王为一编剧），演出后大大鼓舞了全体官兵的抗战斗志。1938年，洪深在武汉时根据一位空军飞行员的英雄事迹，创作了话剧《飞将军》。1939年，长沙会战取得胜利后，田汉马上奔赴前线，采访参加这次战斗的国民党官兵和当地民众，创作出电影文学剧本《胜利进行曲》，先拍成电影，后由抗敌演剧队第九队的同志改编成话剧《胜利进行曲》。解放区的众多话剧团和文工团，如抗敌剧社、战士剧社、人民抗日剧社、西北战地服务团、战斗剧社、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等也根据当时军队和农村中发生的故事创作、演出了大量宣传抗战的话剧，如《消灭汉奸》、《当兵去》、《前线故事》、《三颗手榴弹》、《抗到底》、《子弟兵和老百姓》、《李国瑞》、《戎冠秀》、《重逢》、《查路条》、《血泪仇》等，鼓舞了抗日将士的斗志，也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抗战热情。
（二）促使话剧在艺术上走向成熟。
如果说曹禺的《雷雨》在1934年出现，标志着中国话剧在文本创作上的成熟还只是一个个案的话，那么抗战时期话剧的成熟则是整体性的，其表现一是创作好作品的作家多，二是从文本创作到舞台演出——包括导演、表演、舞台美术等各方面的成熟，尤其是历史剧的创作出现了《屈原》（郭沫若）、《天国春秋》（阳翰笙）、《忠王李秀成》（欧阳予倩）、《秋声赋》（田汉）、《法西斯细菌》（夏衍）、《凤凰城》（吴祖光）、《海国英雄》（阿英）、《升官图》（陈白尘）、《正气歌》（吴祖光）、《全民总动员》（曹禺、宋之的）、《民族至上》（老舍）等一大批优秀剧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