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萍
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有一次惊心动魄、牵动海内外千万人心的大营救行动。这就是1942年香港沦陷之后，由东江纵队组织实施、成功救出滞留在香港的800多名文化精英、爱国民主人士及家属、国际友人的历史事件。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前所罕见。这次营救行动，为新中国保留了一批文化精英，而且创造了零伤亡的奇迹，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茅盾称其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戈宝权、柳亚子、乔冠华等人在新中国成立后多次撰写诗文，回忆、纪念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
当年的地下交通站、如今被广东省委宣传部授予2014“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示范点”的福田区水围村（即农村城市化后的水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这段大营救历史中，曾扮演重要角色，成为抗战时期意义深远的“胜利坐标”。
70多年过去了，当年水围地下交通站的交通员，以及那些满怀爱国热情参与大营救的村民，已经远逝，淹没在岁月的尘埃里。但是，他们却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不会亡的民族自信、中华民族不可征服的坚定信仰。
为铭记历史、缅怀先辈、守护和平，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前夕，笔者采访了水围村已故东纵老战士庄福泽的胞弟庄福松，已故离休老干部庄就能的儿子、现任水围社区综合党委书记的庄明义，老干部庄九桂、庄志良、庄来发等当年水围红色交通站的交通员，以及原村委干部庄衡宜、庄铁峰等人。
回忆起那些可歌可泣的人和事，他们滔滔不绝，如数家珍……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日军封锁了港岛至九龙的交通，大肆搜捕爱国人士。他们在大街小巷张贴布告，勒令在港的茅盾、邹韬奋、何香凝、戈宝权、胡绳、廖沫沙、柳亚子、叶以群等文化名人、民主人士，到“大日本指挥部”报到，否则“格杀勿论”。
形势万分严峻！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急电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要不惜一切代价，营救这些文化名人。为使营救顺利进行，党组织分别在香港湾仔、宝安白石龙成立了营救指挥部，并确定同时启用东、西两条线上的秘密交通站，分别营救文化名人立即撤离。
这时，滞留在港的人员人满为患，物资供应严重匮乏。日军不堪重负，便限令所有在港无工作、无居屋的华人离港，因此每天都有十多万难民挤在一条青山道上四散逃离，这无疑给东纵游击队迅速实施大营救计划提供了契机。香港地下党组织几经周折，分头、分片找到了分散在各处的文化名人，让他们换上百姓便装装扮成“难民”，夹在回乡客的队伍里，踏上了撤离的征程。
1942年1月9日，在港九游击大队交通员李锦荣等人的带领下，这批文化名人过街穿巷、巧妙地避开日军的岗哨盘查，于黄昏时分到达铜锣湾避风港。第二天，游击队再护送从东线撤离的小部分人，经大鹏湾过海，分别在大梅沙、小梅沙、鲨鱼涌登陆，再由坪山游击队接应，转移到土洋村的东纵司令部，最后安全转移到大后方。
群众基础牢固、离香港落马洲和米铺又近的皇岗水围码头，是西线撤离的必经之路。党组织决定，茅盾、邹韬奋、戈宝权、柳亚子、廖沫沙、叶以群、乔冠华、胡绳等大部分文化精英从西线撤离。由另一支手枪队护送他们从九华径到荃湾，直入元朗港九游击队的秘密交通站，然后进入大冒山，隐蔽在落马洲、米铺边界，等待对岸皇岗水围地下交通站接应，在水围登陆。
当时的水围村是一个靠捕鱼捞虾、农耕为生的小渔村，村民经常来往香港销售海鲜、农产品，每天都有27条船下海捕鱼，而且村民个个水性好、抗日热情高涨。天时地利人和，给接应工作创造了条件。
但是由于接应人数多，周边环境复杂，白天，海上有鬼子的巡逻艇检查，岸上有日伪军的岗哨盘查，给接应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只能晚上行动。
因此，临危受命的水围地下交通站负责人、长期潜伏下来的共产党员庄泽民，立即暗中与“红心萝卜”伪村长庄欣同联手，召集庄彭、庄福泽、庄水秀、庄有长等人，经过周密布置，决定由被称为“浪里白条”的庄兴林、庄南、庄福泽、庄泽安划船到落马洲、米铺，接应这批文化名人。
而对岸负责转移文化精英的，是港九游击队副队长张红，其公开身份是元朗米铺一带的大老板、富商，对当地情况非常熟悉。于是，双方按照游击队情报上确定的接应时间采取行动。此次行动组成三人小组，一人负责警戒、一人负责放哨、一人负责发信号——将一个纸糊的红灯笼高挂在门上，通知对岸水围地下交通站接应。
为避免惊动水围岸上的“二鬼子”，脑子灵活、八面玲珑四面光的“红心萝卜”庄欣同负责在岸上与岗哨的伪军周旋。1942年1月10日夜幕降临，庄兴林等人趁渔民收工后，利用芦荡遍布、沟河交错的有利地形做掩护，蹲在芦苇丛中的渔船上，等待对方发出联络信号。凌晨时分，对岸红灯亮了，藏在岸边芦苇丛中整装待发的四条渔船，在伸手不见五指、巨浪翻滚的夜幕下，神不知鬼不觉划过300多米抵达对岸。
船只一靠岸，早在岸边等候的文化名人立即上船。每条船一次只能载8至10人，庄兴林等人来来回回，每接应一批差不多要一个小时。有时，鬼子、伪军会突然出动巡查，或是天气变化等特殊情况，还需要等待时机，真是困难重重。历时近一个月，才分批将对岸的文化名人安全接应到水围村。上岸后，一个个灰头土脸的文化精英，顾不上洗脸吃饭，立即赶路。他们经莲花山，到梅林坳，翻山越岭来回上百里，最后安全抵达羊台山下被称为“小延安”的白石龙村。
这时，东纵游击队领导早就做好了准备。1942年1月13日，曾生、尹林平、梁鸿钧、王作尧、杨康华等领导在白石龙村小白楼设“狗肉宴”，为首批抵达的文化精英接风洗尘。现在的中国文化名人纪念馆里，还展示有当年狗肉宴的场景。
坚持就是胜利。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水围地下交通员常常以打渔作掩护，利用来往于新界、元朗、屯门一带的有利条件，为东纵游击队传递情报、运送物资。
庄福松至今还清晰地记得特派员说的话：“一定要机智勇敢，万一打散了，就跟着武装同志走。”他的母亲主动担负后勤保障的艰巨任务，不管白天黑夜、日晒雨淋的为游击队把风放哨。老人家不顾家中贫困，也要倾己所有接待过往同志。
八年抗战中，在水围村，老少两代人参加全民抗战的“堡垒户”比比皆是，而且没有出过一个叛徒、一个汉奸。这是当年宝安五个地下交通站中，唯一一个没有被破坏的党的地下组织。
今天，探究“为什么水围村在大营救中，能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这个课题，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倡导的全民抗战的统一战线深入人心，它是中华民族不畏强敌浴血奋战、最终战胜法西斯侵略者的制胜法宝。
斗转星移，人间正道是沧桑。70多年过去了，那咆哮的巨浪、抢渡的桨声、铿锵的脚步，依旧在耳边回响；那头戴斗笠、身披蓑衣、行走在崇山峻岭中运送物资的身影，依然展现在眼前。“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的水围红色地下交通站，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神奇凝重的一笔，对于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具有深远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