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勇

    中国近现代文化新旧驳杂，中西相融，在这个需要巨人也出现巨人的时代，一位位文化巨匠因时而生，他们以自己特有的文化素养演绎了一段激情澎湃的文化盛宴，郭沫若便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位：他热情如火，时而掀起一场场文化的论争；他率性而为，常常因言引发误解和争议；他博学多闻，以独到的见解奠定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根基。总之，了解他越多，你对他的疑问可能也会越来越多。这看似悖论，但事实的确如此。但是现在我们对于他的认识却陷入了简单“对与错”评价的漩涡之中，仅仅就他某一件事情的“对错好坏”臧否评论，但是却忽略了郭沫若在现代文化人中独有的“标本”价值。

    虽然对郭沫若“弃医从文”的论断是一种不自觉的误读，但其实也真实反映出我们对历史的态度，“弃与选”的表述也是“五四”以来所形成的“推到建设”的二元对立思维的延续和体现。在郭沫若研究中这种“弃与选”的思维模式尤其明显，绝大多数研究成果停留在了对郭沫若作品“好与坏”的判断模式之中。说他的诗作好的，可以找出作品中优秀的诗句来证明，说他作品差的也可以以找出很多应景的创作来佐证。科学的研究绝不仅仅是简单做出价值判断，更主要的应该是在对研究对象进行评判的基础上，来寻找历史发展可供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以此来推动对人和事物的更全面认知，也就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应该起到历史发展的标本示范作用，而不仅仅只是针对单纯个体的简单评判。

    郭沫若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从狂飙突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走到了“科学的春天”的历史人物，他以自己独具审美魅力的《女神》创作登上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舞台，给迷雾重重的中国带来了激情澎湃的青春热情和魅力，他见证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蜕变的艰辛和曲折过程。他每一次人生的抉择也绝不仅仅只是自我个体的方向之辨，更多地代表了现代中国文化人的道路选择和价值判断，显露了绝大多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心态的变迁和更迭。而作为参与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初的留日十年经历便是这标本的源头和起点，重要价值更不言而喻。

    郭沫若“标本”价值最明显的体现便是他的文化选择折射了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共同的人生命运。郭沫若和鲁迅等一大批现代作家选择了基本相同的人生之路。实业、翻译和创作是他们初登文化历史舞台的三极构成，这三极有效地建构了他们对世界和文化的最初认知，同时也影响了他们的一生。忽略了任何一极的存在都很难对他们做出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而这些人中郭沫若便是最具特色的代表人物，具体到他来讲就是学医、翻译、创作的三位一体。医学的选择说明了他依然停留在旧式传统的思想之中，依靠实业救国，应该“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经过了翻译实践后眼界大开，开始重新认识世界，逐渐修正自己之前的思维，而创作便是他向旧传统思想告别，迎接新思想的最好的武器和表征。但这三个方面又不是单纯的替代和延续关系，而是循环往复，在学医和弃医之间的痛苦抉择表现了他在新旧传统之间的徘徊和犹豫，在翻译和创作之间的交叠同样也表现出了他在中西文化之间的吸收和转变。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三极逐渐隐形统一为他们新式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支配下，他的创作中总是不自觉重视人物心理阐释而忽视情节建构的样式；他不是单一的作家，有众多研究著作存世；他的译作中也有多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有关科学译作的存在。这些现象的存在如果仅仅用创作理论或用翻译知识甚至现代理论常识都很难给出一个圆满的解答，但是如果把他学习自然科学的背景、翻译实践的经历以及多元创作三方面结合思考，很多疑问便会迎刃而解了。因此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代学人，他们的存在都是复杂多样的。

    对于像郭沫若这样独具特色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如果仅仅只是局限于某一方面的评判，某一领域成就的得失，可能就失却了他本有的历史价值。他的存在应该是一个文化标本，以供我们剖析后，寻找出历史演进的规律以及中国现代文化发展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