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
中国最优秀的文学作品长篇小说是《红楼梦》，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是清高宗乾隆年代，而可称为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写实的民俗生活“界画”风俗长卷的，当属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以及清乾隆年间徐扬的《姑苏繁华图》。《姑苏繁华图》原名《盛世滋生图》，收入现辽宁省博物馆的前身东北博物馆时改称《姑苏繁华图》。
将《清明上河图》与《姑苏繁华图》简称为“北清明、南姑苏”，曾经仅限于书画界或者学界知道，两者并驾齐驱名扬四海，是从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开始的。因为这是这两幅伟大作品的“第二次握手”。在上海世博会上，《清明上河图》以明代仇英版以及电子画面的形式，与辽宁省博物馆选送参展的徐扬的《姑苏繁华图》一起以辉煌的历史文化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也是这两个题材画作的再次聚首。虽然明仇英版的《清明上河图》也藏于辽宁省博物馆，也就是说是辽宁省博物馆送往上海世博会参展的，但电子版的《清明上河图》是以珍藏在故宫博物院的宋版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原图真迹为原型精心制作的。
《清明上河图》与《姑苏繁华图》两幅画作真迹的第一次聚首，是在清宫，同样为国宝级的文物被珍藏在清廷深宫之内。末代皇帝被逐出紫禁城，选盗的宝物中也以这两图为主。溥仪一直将这两幅价值连城的国宝带在身边，带到他成为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的长春伪皇宫，直到二战日本战败，他再次仓皇出逃，《清明上河图》与《姑苏繁华图》散落民间，1948年被发现，后存入辽宁省博物馆的前身东北博物馆，也就是说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后来，《清明上河图》转存拨交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描绘南方苏州的《姑苏繁华图》仍旧存在中国北方的辽宁省博物馆。
在中国古代众多画作中，风景山水不在少数，人物肖像也数量繁多，但是能够清晰而全面地反映某个历史朝代百姓生活细节与民俗风情的作品则比较罕见，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以中国北方的北宋都城“东京汴梁”为蓝本绘制而成的，而徐扬创作的《姑苏繁华图》是以中国南方的“天堂之城”苏州为蓝本描摹的，两幅均为国宝级的画作，除了具备相当高的艺术价值外，还有着无可取代的历史价值。想要研究古代中国形象化的民生风俗、人间百态，北就要看《清明上河图》，南就要看《姑苏繁华图》，因此人们称之为“北清明南姑苏”。
《清明上河图》一经问世，便对当时与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幅伟大的民俗生活长卷，自然也就成为后世画家临摹、效仿的范本。效仿《清明上河图》的同类题材画作多得难以计数，但流传至今最为著名的有明代著名画家仇英所绘、被后世称之为“明仇英版本”的《清明上河图》，以及清乾隆年间由清宫画院的5位画家陈枚、孙祜、金昆、戴洪、程志道在乾隆元年（1736年）合作画成的、被后世称为“清院本”的《清明上河图》。巧就巧在仇英仿绘《清明上河图》，现实蓝本却是姑苏，是按照当时的苏州城创作出了仿本《清明上河图》。仇英是明代著名画家，“吴门四家”之一。他根据“清明上河”这一题材，参照“宋本”的构图结构，以明代苏州城为背景，采用青绿重设色方式，重新创作了一幅全新画卷，风格与宋本迥异。这个版本代表了明代苏州绘画艺术的较高水平。它将“清明上河”题材的构图形式基本上固定下来，这对后世具有一定的范本作用。
更巧的是，清院本《清明上河图》居然也是按照苏州来画的。清代宫廷画家陈枚、孙祜、金昆、戴洪、程志道5位画家均熟知苏州，故此画也是以苏州城乡生活为蓝本创作的。
《姑苏繁华图》则是家居苏州专诸巷的画家徐扬在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敬献给皇帝的。这幅画据说他已经画了24年，据此倒推，徐扬是从1736年就开始呕心沥血地倾心于这幅长卷的创作，而清宫画院的5位画家陈枚、孙祜、金昆、戴洪、程志道也是在乾隆元年（1736年）创作清院本《清明上河图》，可以说徐扬的《姑苏繁华图》与清宫5位画家《清明上河图》是在同一时间或者同一时期创作的，这就并非仅仅是偶然的巧合，说明徐扬创作《姑苏繁华图》实际上与《清明上河图》有着因果和必然联系。
其原因可能是：第一，北宋的东京汴梁早已因“康王南渡”迁都而丧失了京都的地位，且自大宋王朝南移之后，中国的经济中心、政治中心甚至军事中心也在一定时期难移，汴梁的繁华不再，甚至远远难以企及从来没有被当做哪个统一王朝都城的姑苏的繁华，所以，要想彰显封建帝王的治绩与盛世，只好以苏州城内外为蓝本了；第二，清代帝王尤其是乾隆皇帝对苏州的喜爱；第三，苏州人杰地灵，且能够当得起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繁华与繁荣的“样本”。所以，以苏州为基础，“依样画葫芦”“照葫芦画瓢”似乎也是自然的了。
另外，徐扬因“献图”得到乾隆皇帝的青睐和褒扬，入职供奉，成为宫廷画家，并多次随乾隆南巡，再次创作了巨幅长卷《乾隆南巡图》，是描绘乾隆十六年（1751年）清高宗乾隆皇帝第一次南巡江浙的历史画卷。其中卷六《驻跸姑苏》，直接描绘了姑苏，可与他创作的《姑苏繁华图》相互映衬。
（摘自《北清明南姑苏：〈清明上河图〉与〈姑苏繁华图〉风俗画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