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月珍

    尽管西方文论在中国的传播存在着时空上的错位，但不容置疑，他们的交汇往往生发出富有世界文学意义的话题。诚如姚文放教授分析20世纪文学理论大势时说，20世纪60年代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过程是整个西方文论的大转变，也是中国文论观念、方法、路径和模式的大转变（《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 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探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自20世纪下半期以来，西方文论涌入国门，形成了对国内既有理论模式的挑战。在此一思路统摄之下，姚著主要处理了几个富有张力的问题。

    一是文本的自律和他律问题。 “自律”主要处理文学的内部问题，“他律”主要处理文学的外部问题。姚著对西方文论这一大转变进行了描述和批判，重点处理了文学与形式、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社会诸种关系。这表明了文本的意义在生成过程中，往往被多种因素所制约。在单一文本视域中，语言、技巧、程式、形式和结构等内部因素成了焦点。其中，内容和形式问题是一条一以贯之的线索。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的《文学理论》一书认为，如果把所有一切与美学没什么关系的因素称为“材料”，而把一切需要美学效果的因素称为“结构”，这样可能更好些。这样，艺术品就被看成是一个为某种特别的审美目的服务的完整的符号体系或者符号结构。形式主义将形式和内容合成一体，由此形成了文本自足性。

    寻求更宏大的叙述结构，是形式主义无法承担的任务。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历史主义等诸种理论形成了对既有文学理论的突破。政治和权力、种族和身份问题成了问题的焦点，这一焦点投射到文本，生成了文学理论“向外转”的趋势。当姚著回顾这一历史进程时，着重阐述了文学理论的后现代转向，准确地抽绎出了问题的实质。

    二是文本的作者和读者问题。 现象学、解释学和接受美学，均阐明了文本和作者之间的关系，并将意义的生成推向了更为广阔的境域。而上述理论最终落实于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是好的作品。20世纪下半叶以来，评价哲学的兴起，使得文本的价值评价机制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这个意义上，文本如何穿越时空为一定的群体所接受，更多地涉及了不同的社会层面。如何确立经典的评价标准，是当代西方文论所关注的一个焦点。在价值判断标准趋于多元之时，文学最为基本的品质仍是最该被关注的。这正如姚著所言：“文学经典的建构与外部的文化权力有关”，也与作品本身的审美性、艺术性相连。

    三是理论的输入和生发问题。人们往往将西方问题作为一种背景，抑或是将中国问题作为一种受影响的结果，这就将变化的因果归结为“西方的冲击”与“中国的反应”，即费正清教授的“冲击—反应”模式。这往往将传统塑形为一个变动不居的原型，而忽视了传统内部的语言、文化和历史因素，及其传统的流动和变化。姚著描述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文论与中国语境的碰撞所生发出的问题，将其概括为中国当代文论的理想诉求：政治理想诉求、审美理想诉求和文化理想诉求。我们可以发现，在历史的变迁中，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往往呈现出共同的问题形态，但由于历史、文化语境不同，这些问题又具有各自非常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总之，姚著准确定位了文学理论“向外转”的运行轨迹，并将其历史形态进行了还原。其不足之处在于，中国传统仍然被悬置。在中国现代文论的发展过程中，传统的断裂在某个层面成了事实，但它如何在现实中显现，实现意义的转换，仍然是一个无法规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