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有红色记忆的革命文物

    中央苏区中央局组织部印制的《党员登记表》经山东抗日根据地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黎玉保存，由黎老之子黎小弟捐赠国家图书馆。这张80多年前的党员登记表的登记人是中国共产党党务工作和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江华。表格虽然破损泛黄，但保存完整，为我们了解江华早期求学、入党、从军和革命斗争经历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江华原名虞上聪，化名黄琳、黄春、黄春圃。1925年8月，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在这里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教育程度一栏显示他在三师只读了一年半即投身于湘南人民革命斗争，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1928年5月，江华调红军工作，前往井冈山，先后担任红四军前委秘书、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成为红军初创时期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的军队政治工作领导人。

    《兴祥致竹清同志绝密函》由原浙东人民解放军游击纵队老战士石云山捐赠。这张浙东地下党绝密函薄如蝉翼，字迹斑驳，非常不起眼，背后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故事。

    1945年9月，新四军浙东纵队主力北撤后，在敌后坚持斗争的金萧支队只能靠交通员人工传递情报。当时，多用蝇头小字将情报写于极薄的桑皮纸上，卷成粗火柴梗大小纸卷，根据地内通称这种密函为“条子”。展出的密函长11厘米、宽10厘米，写了1148个字。因系70年前的实物，风化破损严重，辨认困难。经时任支队政治处主任杨光解读，这是“1947年10月14日，兴祥（当时的纵队司令员马青的化名）给竹青（金萧支队支队长蒋明达的化名）的绝密函”。纵队司令员按照地下工作的化名或代码要经常变更的纪律，在密函中通知支队长：“以后我改为‘高涨’，你改为‘光明’。前名不生效。”

    据石老回忆，化名或代码只准用两次，最多三次，就要变更。采用小纸卷通讯的密函，可以缝在衣服内或塞在女交通员的头发卷、发夹内，直接传送或由联络站分段传递。

    用鲜血和生命铸就历史

    《烈士传（第一集）》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之际编纂的烈士传集，以“纪念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奋斗而牺牲的战士”。该书按牺牲时间排序，依次刊载了顾正红、刘华、李大钊、萧楚女等25名烈士的传略和事迹。书前冠有序言《纪念我们英勇牺牲的先进革命战士》，号召党和人民军队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继承革命先烈的未竟遗志。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爱国军民纷纷拿起武器，组织抗日义勇军。东北一时烽烟四起，遍地英雄。王亚编辑、大众书店1935年12月印行的《东北抗日烈士传》收录了东北死难英雄，及在东北附近如长城抗战和张北抗战所牺牲的抗日救国烈士传记68篇，是较早的抗日烈士传集。传主除了邓铁梅、吉鸿昌、安德馨等姓名可考、资料相对翔实的抗日烈士之外，还有许多像老周、小旋风、烈女小姑娘等无名烈士传记，以及少则两三个，多至700余人的烈士合传。此时距离“九一八”事变才刚刚4年多，尽管编者苦心搜求，仍不免感叹：“在东北抗日救国战争中所牺牲之烈士，何止千万，但鄙人交游不广，见闻有限，收集之烈士事迹，深信未及千之一。”

    “白皮红心”巧妙对敌斗争

    还有一类展品带有神秘面纱，仅从封面和外形看似乎与革命文献毫无关系，但里面全是革命和进步内容。这种通过假封面来迷惑敌人的革命文献通常被称为“伪装本”。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托名“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伪托“上海三民学社出版”出版。“六大”的一个主要任务是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制定党在新历史时期的路线和政策，对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的教训和意义均进行了总结。“六大”决议案出版过多种伪装本，这次展出的是伪托成孙中山所拟定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当时此类政府宣传品非常多，国民党要查禁起来自然格外困难。

    此次联袂展出了两件“七大”文献伪装本。一件是毛泽东在“七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托名“中日事变解决的根本途径”，假托中国公论社民国三十一年（1942）十月发行；另一件为朱德在“七大”上所作的抗战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伪装题名、编者、出版时间分别为“大陆作战之新认识”“青少年半月刊社编”“民国三十四年二月”。

    书籍伪装往往是虚虚实实，真正由中国公论社编印的《中日事变解决的根本途径》也是有的，只不过收录的内容是《论思想战》《我们对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意见》等日伪宣传文章。这两种书籍伪装成日伪出版物，是为了便于往沦陷区输送和传播。这种“白皮红心”的伪装本是中国共产党和进步文化界对付反动当局查禁的产物，显示了对敌斗争的智慧。

    （国家图书馆 吴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