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平清

    《石钟山记》是苏轼的一篇名作。通过夜游石钟山的实地考察，苏轼对前人关于石钟山得名的说法进行了分析批评，得出了事不目见耳闻不能臆断其有无的论断。翻读王业群先生的著作《在历史文化间行走》（第二卷），脑海里首先蹦出了这篇熟悉的文章。作者王业群不满足于做一个书斋里的读书人。读万卷书之外，更是追随前贤，行万里路，实地踏访名胜古迹。作者饱读有字之书，更重视以行走的方式，读大地这本无字之书。以无字之书丰富对有字之书的认识：通过实地实景寻访，弥补读书所得之不足，解开读书之时对某些说法的困惑。有字之书与无字之书的相互交融，让全书的文字从始至终笼罩着历史现场的灵韵。

    比如《船停夷陵》一文，记录的是作者乘坐三峡游轮，经过夷陵、弃舟登岸后的游程。作者把笔墨重点放在反思三国蜀汉孙吴夷陵之战刘备失败之因的探究上。文中多处引述毛泽东等人的分析。作者既服膺毛泽东作为军事家的权威，又谈了自己的观点，进而对诸葛亮为何远在成都而不伴随刘备左右，表示“百思不得其解”。文章颇得苏文《石钟山记》之意趣。读书与行走，思考与见闻，连成一片；娓娓道来，又曲折变幻，爽心快目。

    与此类似的再如《青山横北郭》一文，写在泉州清源山看到的老子造像。这座雕像，其最特别的地方，是没有雕刻人物的眼睛，于是人们习惯称之为“有眼无珠”。许多人据此认为“雕刻者这样处理的用意是为反映老子的无为而治的理念”。作者又引述了著名学者易中天对雕像“有眼无珠”的看法：“也许是因为‘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言不辩，大智若愚’，因此‘大视’即是‘无视’。”作者不迷信名人，认为这些对老子造像的评论，“既不确切，又失恭敬”。作者通过对《老子》多则原文的仔细辨读，对道家学说的广博引证，融见闻与考证于一体，与桐城派为文“义理、考据、辞章”的主张暗合。

    全书所收录文章都可纳入大文化散文的范畴，由三组文章构成：《名城与名胜》《遗迹与旧址》《故居与人物》。作者屐痕所至，遍及大江南北。既有热门的景点如婺源、黄山、扬州、普陀山、鼓浪屿、三峡等地，也有一般游客罕至的衡阳石鼓书院、广州药州古迹、崖门海战遗址、王夫之故居湘西草堂等。在书末，作者列举了本书提及的书籍，既有历史名著《史记》《三国志》，传统儒道经典如《老子》《四书集注》等，也有许多旅游地方性地理历史书籍，如《大唐西域记》《徽州文化》等。

    上述书籍与地方，基本上勾勒出作者近年来行走与思考的大致范围与走向。从这点上说，书末其实也应附录上一张图，一一标出书中提到的地方。作者因文访地——由读文知其名，实地走向景；又由景回到文——以景证文。这些文与地，大抵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的层面，从中我们也不难读出作者求真务实的一面，对祖国大好山河、传统文化，特别是那些浸透了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地方，如北京、上海和山东曲阜、福建泉州等的由衷热爱之情。我们跟随作者，在阅读中饱览了美景，更得到精神上的熏陶与提升。

    作者的许多思考显露出睿智卓见。如《动乱时代的一枝荷》，写作者读著名作家朱自清文章的感受：“几乎万事俱备，但就是欠一点集中，欠一点透彻，欠一点火候力度；其中一些批评性的杂文，更是少了些能进到骨头里的东西。”作者认为，朱自清文章之所以少了锋芒，与其为人敦厚诚实有关，如此为文就会“导致过于拘谨放不开”。再如这段文字：“我特别希望有更多的佛教寺庙能像四祖寺这样，给信仰和文化本该属于它的一份清静、干净和神圣，而不太过于执‘利’，甚至‘利’字当头，让该长信仰的地方长信仰，该长钱的地方长钱。”（《东山西山两禅寺》）。

    我喜欢作者对篇章结尾的处理，带有悠长的韵味，仿如水波的微漾，言有尽而意无穷。也喜欢散落在文章之中的那些闲笔，犹如星光下的湖面，闪烁着迷人的光影。湖北简称鄂，在知识获得进入搜索引擎时代，借助于互联网，今天的读者可以轻易搜索到许多有关“鄂”之来历的文章。在《古城鄂州》一文中，作者引用了一个湖北籍企业家的说法，“鄂”字的构成是两张“口”，底下一个“亏”字，旁边一个“耳朵”。这说明湖北人吃亏常常在说得多，听得少。这些妙趣横生的插叙，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

    如果说本书某些篇章还有不足的话，在我看来，可能是见闻本身写得少与引文过多带来的不平衡，显得有些失当。游记随笔，毕竟与地方志和导游图册一类书籍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