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勳君

    提到书法史上的复古思潮，一般想到的是迟至元代以赵孟頫为首的对“二王”的学习。其次，是始于明末清初对早期碑版、石刻文字的取法。这是书法史上两次成规模的影响，也是比较深远的复古运动。再往前，从宋代欧阳修、蔡襄、米芾那里，也能找到这种苗头。但最早的复古意识可能还要更早，早到东汉时期的蔡邕。

    蔡邕有篇谈论九种用笔方式的短文传世，名为《九势》。文章很短，结尾处他说：“此名九势，得之虽无师授，亦能妙合古人。须翰墨功多，即造妙境耳。”这里蔡邕用到了“古人”一词。这是一个泛指，用意并非在古人，而在于以“古人”之名来加强他所述内容的说服力。

    如果说蔡邕尚没有明确的复古意识，到了传为东晋卫铄的《笔阵图》里，这种意图就十分明显了。这篇作者存在疑议的短文在开篇之始就抨击了当时人们无视古法的现象：“近代以来，殊不师古，而缘情弃道，才记姓名，或学不该赡，闻见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虚费精神。”然后，与蔡邕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假借秦代书法家李斯之名表明所撰内容并非一己之见，而是对古法的传承，文载：“今删李斯笔妙，更加润色，总七条并作其形容，列事如左，贻诸子孙，永为模范，庶将来君子时复览焉。”《笔阵图》是否真的依据李斯的《笔妙》而成，难以确证。但无疑地，作者希望这篇短文能够借此流传于世。其中，“卫铄”的“师古”，基本可以视为师李斯以及更早的时代及书家了。

    相比之下，随后南朝的陶弘景、萧衍是真正在讨论“复古”这件事了。

    在一封致萧衍的信件里，陶弘景谈到了汉代的书家张伯英与曹魏的书家钟元常：“伯英既称草圣，元常实自隶绝，论旨所谓殆同一玑神，实旷世莫继。”他说，世人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那些胡写乱画的“画虎之徒”当日就该把笔搁下，不要再写字了。因为“方弘盛世”的途径只有一个——“返古归真”。那么，他所谓的“古”，具体落实到什么时代、什么人身上呢？“比世皆尚子敬书，元常继以齐代，名实脱略，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可见，陶弘景的“古”并非当时人们称颂一时的距离他们时代尚近的“子敬”（王献之），从陶弘景的话语中揣度，就算是王羲之，也比人们好尚的王献之“古”一点。言下之意，如果要返古归真，起码也要学学王羲之，是轮不到王献之的。在另一封信件里，他进一步对钟元常和王羲之作出了区分，言：“又逸少学钟，势巧形密，胜于自运，不审此例复有几纸？垂旨以《黄庭》《像赞》等诸文，可更有出给理？自运之迹，今不复希。”在陶弘景看来，王羲之最好的字乃是模仿钟繇得来，一旦“自运”，写得就不那么好了，不足以相传。所以，他的结论，或者，他对梁武帝萧衍的劝诫是“请学钟法，仰惟殊恩”。那么，他的复古，最终是要复曹魏时期的钟繇之古了。

    萧衍无疑接受了这位山中宰相陶弘景的观点。在他的《观钟繇书法十二意》里，我们看到了与上述陶弘景诸种观点完全一致的一段话：“世之学者宗二王，元常逸迹，曾不睥睨。羲之有过人之论，后生遂尔雷同。元常谓之古肥，子敬谓之今瘦。今古既殊，肥瘦颇反，如自省览，有异众说。张芝、钟繇，巧趣精细，殆同玑神。肥瘦古今，岂易致意？真迹虽少，可得而推。逸少至学钟书，势巧形密，及其独运，意疏字缓。譬犹楚音习夏，不能无楚。过言不悒，未为笃论。又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学子敬者如画虎也。学元常者如画龙也。”就是说，萧衍的“古”，最终指的也是钟繇。

    但是，也有人跳出一般的“古”“今”概念，不把它们视作某一特定的时期、某些特定的人，而把它们视作是流动的、可变的时代与个体。

    生活于南朝宋泰始年间的虞和在奉敕所撰的《论书表》里说：“夫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钟张方之二王，可谓古矣，岂得无妍质之殊？且二王暮年皆胜于少，父子之间又为今古，子敬穷其妍妙，固其宜也。然优劣既微，而会美俱深，故同为终古之独绝，百代之楷式。”可见，他主张以一种流变的方式来对待“古”“今”的问题。并且，以此来为在时间上晚于“钟张”的“二王”正名——只要同为“终古之独绝”，所谓“古”“今”，并非绝对的，乃是相对的。不能不说，他的视角更为广阔、开放。

    稍晚于虞和的王僧虔在这个问题上也显示出了类似的胸襟与魄力，他曾道：“张芝、索靖、韦涎、钟会、二卫并得名前代，古今既异，无以辨其优劣，惟见笔力惊绝耳。”

    今天，“复古”仍然为书家们念念不忘。试问，持此念想的人是要复虞和、王僧虔之“古”，还是卫铄、陶弘景、萧衍之“古”呢？

    （作者系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民国书画史钩沉课题组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