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我国开始了从“文物保护”到“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性转型。2005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这是第一次以“文化遗产”的概念代替“文物”的概念出台国家层面的相关文件，也正是在该文件的基础上，规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2017年改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在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看来，这种转变是伴随着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而发生的，也是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践行与思考下进行的。“以前我国只有文物的概念，是一个相对内卷化、比较封闭的观念，而文化遗产更关注与环境的关系，与所在社区、地域的关系，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与民生改善的关系，是一个更加广阔的概念。”贺云翱说，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探索，让我们发现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创造，完全可以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参与者，作为现代化的一个发展要素，把保护与利用进行有机结合，这是一个重大的变革。

    随着保护理念的转型，大遗址、近现代建筑、文化景观、农业遗产、工业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新型的文化遗产逐渐被纳入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比如在近现代建筑方面，2004年，原建设部下发了《关于加强对城市优秀近现代建筑规划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2007年，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市文物局公布了71处，188栋北京市优秀近现代建筑；随后，江苏南京、湖北武汉等地也先后公布了当地的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在农业遗产方面，截至2017年，原农业部先后公布了4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河北宣化传统葡萄园、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等91个传统农业系统列入其中。

    各类型文化遗产的公布，展示了中国文化遗产的极大丰富性，有力地推动了各遗产类型的保护传承工作。比如在工业遗产方面，2017年、2018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两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张裕酿酒公司、北京卫星制造厂等53个项目列入其中。在名录公布的同时，各遗产项目的保护点得到明确，如张裕酿酒公司，包括地下酒窖等11个点被列入保护范围。据敖汉旗委宣传部副部长梁国强介绍，敖汉旱作农业系统延续千年的耕作方式、机制，使得敖汉旱作农业系统与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实现了可持续的绿色农业发展，而在长期的农业耕作实践中，形成的祭星、祈雨、撒灯等极具地方特色的旱作农业民俗，也得到保护和传承。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多年的努力，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被逐渐构建起来，各项工作正在向纵深发展，在世界上很好地展示了中国文化遗产的地位和影响。但是各遗产类型的保护利用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比如部分文化遗产类型在保护方面还缺少国家法律层面的直接支持，致使破坏行为屡见报端。更为宽广、深刻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有待得到更多人的认知和认同。专家认为，以文化遗产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得到社会各界更多的关注和投入，促使人们从更广阔、更深入的角度，理解和认识文化遗产所拥有的历史、文化、艺术等价值。

    “更加广阔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建立，促使大家更关注遗产的社会意义、保护和发展的意义、合理利用的意义，同时也能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这对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健康发展将产生积极而广泛的影响。”贺云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