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旨在保护对全人类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中国于1985年正式加入该公约。“这意味着文物工作是改革开放后，中国迈向国际、融入国际社会走在前列的一个领域。在这之前，国内文物保护理念的探讨相对闭塞，对原则、做法的思辨和探索有局限性，一些不符合更广范围共识的做法没能及时纠正。”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原副主席、中国文物学会世界遗产研究会会长郭旃说。

    加入公约的第二年，中国开始世界遗产的申报工作。1987年，长城、北京故宫、泰山等6个中国遗产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这一年，在刚加入公约不久，中国就为世界遗产提供了一个新的类型，具有文化和自然双重内涵的复合遗产——泰山，丰富了世界遗产的品类。”郭旃说。

    同时，中国开始发挥在世界遗产领域的积极作用，于1991年当选世界遗产委员会委员国，并于1992年和1993年连续两届当选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副主席。“这意味着，我国不仅要学习申报遗产，也要掌握规则程序，然后参与到相关的讨论、修改某些条款中，从亦步亦趋的跟随者变成积极主动的参与者，使得中国也进入国际合作行列，分享中国的文化和经验，推动此项事业发展。”郭旃说。

    1987年后，四川九寨沟、湖南武陵源等自然遗产陆续申报成功，但由于各地对于文化遗产申遗的认识较生疏，文化遗产没有更多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到1994年，随着布达拉宫、承德避暑山庄等4个文化遗产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掀起了世界遗产在中国的一次申报高潮。“世界遗产的申报，给我们打开了一扇门，世界遗产保护中的国际共识，如对于遗产地突出普遍价值、真实性、完整性的要求，逐渐被社会各界知晓与接受。”郭旃说，同时，在以自身独特的文明丰富世界遗产宝库的同时，中国的传统理念和做法也给国际社会提供了范例和启示，促进了此项事业相关理念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助力形成新的国际共识。

    目前，中国拥有世界遗产52项，其中文化遗产36项，世界遗产总数位居世界第二。如今，通过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与保护，不少中国遗产地实现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比如敦煌莫高窟在保护利用方面堪称典范。在此过程中，提高了民众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增强了社会凝聚力、民众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同时为中国文物保护工作者融入国际文化遗产事业，与世界各国、各地区同行的交流、合作提供了更多机遇。

    在郭旃看来，某些遗产地拿到“世界遗产”金字招牌后，所走的保护发展之路，存在着诸多问题。“有些遗产地热衷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进行无序旅游开发，干扰了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不仅伤害到遗产本身，也损害到遗产地的整体利益，影响国家信誉和形象。”郭旃说，世界遗产保护理念的推广不充分，比如遗产的核心要素是真实性，这就要坚持最少干预原则，然而在领会、贯彻这个理念方面做得还很不够。此外，世界遗产监测制度是非常有效的工具，但因为各种原因执行不力，这使得一些违背世界遗产理念的行为，存在发现不及时、纠正乏力的问题。

    “世界遗产申报是全社会的事业，要有政府的重视、专家的学术支撑、民众的支持，每个人都不可缺，也都功不可没。它是在人类可持续发展中升华了的环境保护理念与实践，是人民生活隽永的历史文脉与和谐自然环境的保障和需求。在各界对文化遗产和生态环境空前关注的今天，世界遗产事业和它所体现的理念、目标和成就，在中国绝不会逊色和落伍。”郭旃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未来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