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芙康

    那年，专程去北京，参加一个内容隔膜的研讨，就为看望从美国回来与会的陶洁老师。不见她，已经很久很久了。

    二十多年前，北京大学英语系副主任陶教授，多方化缘，筹办一场中外女性文学会议。我所在的《文学自由谈》杂志，呈上碎银若干，虽无足轻重，聊表钦佩而已。秀才人情，别有缘分。自此，对陶老师含了师友之谊。

    有一次，一位加拿大学者想看看天津。约好后，陶老师带他前来。我不敢潦草，对食、住、行皆费心构思。陶老师受之坦然，而那老外却大惑不解，饭桌上迟迟疑疑，此“任”（人）与他素无瓜葛，如此周到，是否有事需他效劳？我听罢陶老师的翻译，遂推理式地告诉他：陶是我的朋友，你是陶的朋友，便自然也是我的朋友；但任某对繁衍的朋友，从无相烦习惯，甚至不会去阁下老家叨扰。玩笑间，对方顿时放松，身心舒展地吃喝起来。我说话算话，时至今日，尚未进过加拿大的国门。

    在北大承泽园陶老师家中，巧遇一学生造访，他想去美国留学，需要陶老师的书面推荐。当看过他自拟的简历，陶老师用指头点着几处，语气严肃，说北大英语系毕业的学生，不该有这类低级的粗心。我从旁看去，先前点头哈腰的学生面露愠色。陶老师毫不在意，伏案捉笔一一纠错。那学生眼珠乱动，却不再出声。我确信，他是在等待最终的斩获。对他至关重要的推荐信攥进手心，脸上掠过一抹笑，说出“谢谢”二字，推门而去。我当即揣测，这肉包子打狗，将一去不回了。

    陶老师德高望重，信誉深广，美国多所名校“认”她。经她保荐的学子，十个有十个如愿以偿。事后很久，问起那学生下落，陶老师茫然摇头，说那边学校告诉她，已予录取，而学生再无消息。这丝毫未出我的意料，意外的倒是，碰到学生求助，陶老师仍无暇他想，只顾忙于穿针引线。

    《文学自由谈》格局不大，但在文学范畴内，努力追逐自尊、自律、自然、自由，广获同道认可。而陶老师对我们的赏识，殊为特别，颇具实用价值。翻译之余，她会撰写有关英语文坛的随笔，提供参照，以丰富刊物的版面。一次闲聊，说到杨绛，我刊编辑拜望，次次受到老人家礼遇，但就是拿不回稿子。陶老师听罢，答应她去试试。时隔不久，杨绛老人的文稿从天而降。兴奋之余，我们格外感慨，助人、利他的陶老师，当被引为处世明镜。

    一九九九年，夏天奇热。陶老师的丈夫倪诚恩先生患病，我偕朋友进京探视。倪先生是北大德语系知名教授，德国方面在京凡有文化活动，必被尊为上宾。但无论倪教授如何资深，终究只是一介教员，无法匹配行政级别。正规医院床位紧缺，托人住进航天桥附近一幢“合作办医”的楼里。是时倪先生已到弥留之际，一双毫无知觉的眼眶，对着屋顶上方一台旋转疲惫的吊扇。室内闷热，豫籍护工卖力地为倪先生摇着纸扇。护工明白，我们带去的一堆慰问品，全是犒劳他的。逗留多时，不曾见过医护的身影。临走，我双手递给护工两百元钱，谢其辛苦，拜托他善始善终。不几天，倪先生在这座并非医院的医院里，寂然辞世，享年六十五岁。

    倪先生走后，陶老师独居承泽园七载。我赴京办事，常去看望，平日十天半月会电话问安。陶老师七十岁那年，为靠拢女儿，将著书立说的书斋移往大洋那头的加州。此后我们虽亦去过几趟美国，都因山重水复不顺路，未能见面。多年过去，时空阻隔，人海茫茫，但我们心里，总记着陶老师素朴而睿智、严峻而谦和的模样。那年陶老师归国赴会，实在叫人高兴，终于能与她尽兴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