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港

    竟有此癖，我爱上火车站，爱听那叽里呱啦的外地方言，站在那里听得一阵痴迷。

    当年我下乡的那个地方，是小兴安岭风口子，很早以前放牧的蒙古族人、逃荒的山东人、打山牲口的鄂伦春人，都是在这里打个站儿就走，所以这里几乎没有当地人。这里的人来自五湖四海：据说一类是家在两广、两湖、闽浙等地的劳改人员，刑满了在这儿就业，一类是管教干部，多是河南、山东、四川籍的转业军人，还有我们这些从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齐齐哈尔来的知青，算是第三种人。

    我们刚到这里，就听到南腔北调、半懂不懂的话，总是有些懵懂：这是什么地方？听“老广”说话“啊——啊——”地拖着长声，开始还以为是故意嘲弄我们这些毛孩子，好是生气。知青中上海人最多，讲普通话的人竟成了“少数民族”，上海话又细分为上海话、宁波话、江北话三种。听，那边干起来了，你骂你的，我骂我的，各具地方特色，不知互相是否听懂，反正也没有翻译。

    方言自有方言的妙处。上海话“搞百叶结”“花头巾”“十三点”，东北话“整景儿”“糟践”“嘚瑟”，这些词有很强的表现力，也找不到普通话来替代，翻译了也就全无味道了。于是，这里的人除了自己的方言外，对其他方言又采取了拿来主义，各取所需，取长补短。没过几年，就听得上海人说“今朝夜里厢贼冷，风哈邪乎”，北京人说“去河沿儿打衣裳，打好困觉”。上海话中夹杂着北味，北京话里竟夹杂着吴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令外人惊诧不已，也让语言学家瞠目。这种乱成一大锅、趣味无穷、外人听勿来的语言，就是知青方言。

    后来甚至包括俄语的“畏大罗”“列巴”、日语、英语的许多单词，以及我国鄂伦春族的“麻达山”等也跟着混了起来，成为日常语汇。

    有意思的是，这种语言与农场的饭票通行范围差不多——使用同一种饭票的人，也说着同一种语言，纯属特产，只有这里的人能拎得清爽，若出去几十里地，就可能成为听不懂的“外语”。我们五分场有位姓高名海的，是赶大车的，自称为驭手，吹牛说朝鲜战争是他放的第一枪，自称去过“美利坚合同国”。后来，“高海”就出名了，名词活用为动词，意为：瞎吹牛。在五十里外的龙镇，就听两位喝得高了点儿，甲曰：“你甭跟我这儿高海！”乙曰：“嘛儿——谁，谁高海，你不先高海，我能跟你高海？”“高海就高海，走，阿拉寻宽敞地儿，高海高海！”龙镇的人绝对是听不明白了，高海从此不再是人名，而有着丰富的内涵。

    上海知青回到上海，屋里厢人不晓得他们说的“练家子”“猫着”是什么意思，老上海叹道：“讲啥个乌七八糟，跑出去几夜天，竟成了外地人！”是啊，知青方言若离了知青，只能让人晕头转向，只有姆们这一帮子人在一块堆儿时，才唠得近乎、用得自然，无拘无束，酣畅淋漓。后来我学了大学语文，知道这叫做“共同语”。当时知青是流动人口，烧得冒烟咕咚的大窝棚里，围坐着天南海北的年轻人，北京二锅头加酸菜粉条，三阳风干肠配咸菜疙瘩，大白兔灌凉水，南腔北调的话，侃着天南海北的事，当然要用知青方言，不这么的能行么？

    时间一晃过去了很多年，老知青总是想聚在一块堆儿，撞大个子（知青方言：放开量喝），开大兴（知青方言：侃）。青春的歌声伴随着山泉汩汩流下，将落叶踩得簌簌响。我们曾追着山火，山火也曾追着我们……忘不了青春的一幕一幕，不用知青方言，哪里说得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