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
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关键时刻”，其巨大的辐射力量，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必须认真面对，这样，才能在沉思与对话中，获得前进的方向感与原动力。在我看来，“‘事件’早已死去，但经由一代代学人的追问与解剖，它已然成为后来者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料”。对于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来说，五四便扮演了这样的重要角色。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跟诸如五四（包括思想学说、文化潮流、政治运作等）这样的关键时刻、关键人物、关键学说，保持不断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必要的“思维操练”，也是走向“心灵成熟”的必由之路。
与五四对话，可以是追怀与摹写，也可以是反省与批判；唯一不能允许的，是漠视或刻意回避。在这个意义上，五四之于我辈，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
必须说明的是，本书之谈论五四，有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兼及晚清（如探究《新青年》的编辑方针、章太炎的白话文、傅斯年之批注《国故论衡》、梁启超的谈论中学国文教学等）。这不仅仅是具体的论述策略，更是作者一以贯之的学术立场。谈论五四时，格外关注“‘五四’中的‘晚清’”；反过来，研究晚清时，则努力开掘“‘晚清’中的‘五四’”。因为，在我看来，正是这两代人的共谋与合力，完成了中国文化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
在1988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一书的“导言”中，我专门谈道：
毫无疑问，五四作家和被他们称为“老新党”的“新小说”家有很大的差别——从思想意识到具体的艺术感受方式。但我仍然把梁启超、吴趼人、林纾为代表的“新小说”家和鲁迅、郁达夫、叶圣陶为代表的五四作家放在一起论述，强调他们共同完成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十年后，我撰述并出版了《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在“导论”中再次强调：
承认晚清新学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某种潜在而微妙的制约，这点比较容易被接受。可本书并不满足于此，而是突出晚清和五四两代学人的“共谋”，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新天地……
讨论学术范式的更新，锁定在戊戌与五四两代学人，这种论述策略，除了强调两代人的“共谋”外，还必须解释上下限的设定。相对来说，上限好定，下限则见仁见智。在我看来，1927年以后的中国学界，新的学术范式已经确立，基本学科及重要命题已经勘定，本世纪影响深远的众多大学者也已登场。另一方面，晚清开创的众声喧哗、思想多元的局面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党派与主义之争，20世纪中国学术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正因为兼及五四与晚清，这种学术视野，使得我必须左右开弓——此前主要为思想史及文学史上的晚清争地位；最近十年，随着“晚清的迅速崛起”，学者颇有将五四漫画化的，我的工作重点于是转为着力阐述五四的精神魅力及其复杂性。
活跃于1880—1930年代这半个世纪的文人学者，大致上可分为“戊戌的一代”和“五四的一代”，前者如黄遵宪、林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后者则有蔡元培、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胡适等。这确实是两代人，可思想学说以及文学趣味上有大量重叠或互相衔接的成分。正是这两代人，共同创造了我们今天所再三评说的“新文化”。因此，我更愿意把这两代人放在一起论述，既不独尊五四，也不偏爱晚清。
随着话题的转移，有时晚清，有时五四，这很好理解；考虑到新文化的多面向，在不同学科之间来回穿梭，有时文学、政治，有时艺术、教育，这也不难说明。需要略加解释的是，何以如此重要的话题，最后竟落实在若干个案的辨析上——谈论五四新文化，入手处竟然是一场运动、一份杂志、一位校长、一册文章以及一本诗集等。这样的论述策略，能否承担引领读者“进入五四”的重任？
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样众说纷纭的话题，确实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作为研究者，你可以往高处看，往大处看，也可以往细处看，往深处看。我采取的是后一种策略——于文本中见历史，于细节处显精神。
所谓“触摸历史”，不外是借助细节，重建现场；借助文本，钩沉思想；借助个案，呈现进程。讨论的对象，包括有形的游行、杂志、大学、诗文集，也包括无形的思想、文体、经典、文学场。入口处小，开掘必须深，否则意义不大；不是所有琐琐碎碎的描述，都能指向成功的历史重建。我曾经引胡适和王国维关于学问的两段话，辨析学术研究中的“大”与“小”。一说“学问是平等的”，一说“考据颇确，特事小耳”，抽离具体的历史语境，呈现出某种张力。单就学术训练而言，只要干脆利落地解决某一课题，便该得满分；可治学毕竟不同于做习题，应该还有更高一层的追求。这个时候，所谓的“事大”“事小”，便可能影响价值评判。当然，这里所说的大与小，并非指事物本身的体积，而在于其能否牵一发而动全身，有无深入发掘与阐释的可能，以及是否切合自家心境与文化理想。
选择新文化运动中几个重要的关节点，仔细推敲，步步为营，这一研究思路，受到了鲁迅先生的启示。选择“药·酒·女·佛”来谈论汉魏六朝文章，这是一种学术上的冒险，可鲁迅成功了。“舍弃了面面俱到的评说，抓住几个突出的文化现象‘小题大做’，不只需要学力深厚，更需要思想家透视历史的敏锐目光。”我之谈论五四新文化，选择广场上的学生运动、《新青年》中的文体对话、蔡元培的大学理念、章太炎的白话试验、北大的文学史教学，还有新诗的经典化过程等，不见得十分到位，但都有自家面目。
（本文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本文为《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一书的导言，有删节，该书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8年10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