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高素娜

    日前，“传铎：纪念金维诺先生美术教育与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举办，与会学者围绕金维诺的教学方法、学术主张、研究成就等展开了研讨。

    金维诺是我国杰出的美术史家和美术教育家，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学科主要创始人之一。他长期从事美术史研究和教学，在汉传佛教美术、藏传佛教美术、书画史籍、绘画史与鉴定、美术考古等领域成就非凡，为新中国美术史事业发展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金维诺从事美术史研究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在此之前，他的理想是做一名画家。1942年，金维诺考入武昌艺专艺术教育专业，主修油画。新中国成立之初曾先后在《湖北日报》《中南工人日报》担任编辑和美术文艺组组长，从事美术编辑工作。1953年调入中央美术学院任理论教研组长，兼任新建立的民族美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55年在他30岁时，参加了研究所组织的敦煌艺术考察团两个月。他以考察心得在同年第11期《美术》上发表《丰富的想象、卓越的创造——论敦煌莫高窟壁画的成就》，这也是敦煌学研究领域第一篇从美术史和绘画创作角度对敦煌壁画做出全面理论分析的文章。次年，他再赴敦煌，并参加了郑振铎主持的大型画册《敦煌图录》编委会，由此开始了对中国佛教美术的研究工作。也由此开启了其从事美术史研究的学术生涯。

    1956年，在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江丰的支持下，金维诺与王逊、许幸之、王琦等人组成筹备委员会，草拟建立美术史系规划和教学方案，报送高等教育部和文化部，准备招生。1957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美术史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正式成立。但紧随其后的“反右”运动迫使该系停办，直到1960年方才恢复招生。这一时期，金维诺出任美术史系副主任，在他的主持下，美术史系的教学和研究力量得到充实，人员配备齐全，并在上世纪60年代先后培养了三批本科生与一期进修生。“在这个中国与世界没有形成通畅交流的情境下，如何建立起中国自己的现代美术史学科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情。由于王逊先生被打成‘右派’后不能过多参与学科建设筹划，这个重担更多地落在了金维诺先生身上。”作为金维诺招收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罗世平认为，“开拓”一词极为贴切地概括了金维诺在美术史学科上的贡献，正是在他的领导和主持下，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得以在特殊年代建构起一个完整的学科面貌。

    在金维诺的弟子、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薛永年看来，从培养本科生、研究生到培养博士生，金维诺花费了毕生心血，成就了大批德才兼备、具有中国根脉和世界眼光、富于开拓精神又拥有实际工作能力的中国美术史学者。“他不仅是一位美术史学大家，更是一位以前瞻性眼光和有效措施培养美术史人才的美术教育家，是我们这一代美术史学者的引路人。”薛永年说。

    谈及金维诺的为人与治学，罗世平总结道：“教书育人方面，他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言传身教，是一位真正的学术摆渡人；治学方面，他十分重视历史观和方法论，这也是大学者必须具备的；学科建设方面，他认为美术史研究不能脱离美术创作，因此将美术史系设立在美术学院里，这也奠定了中国美术史正确、健康的研究方向。”

    金维诺也曾在发表于2001年《艺术史研究》的《学人对话——金维诺先生访谈录》中将自己形容为“摆渡人”，他说：“抗战期间，我在四川江津县德感坝村，从这个村子到县城去要渡河。摆渡人从河的这边到河的那边把行人送上路，从日出到日落，日复一日，从不间歇。这些人的工作很简单，他们在那个时代社会地位很低下，但是，没有他们不行。我那时很感慨，心想，要做一名摆渡人，也是贡献。为此我还写过一首诗。……我只记得这诗的最后几句的大意是：‘……官山在暮色中归宿。驾船人的桨把行人送上路，把自己从黎明送到夜尽头。’诗的调子有些低沉，但是我确实觉得，这样的人，也是不能缺的。我认为自己能做个摆渡人、做一块后来人的垫脚石就不错，通过我的工作，其他人能够继续向前走，我就尽到责任了，我只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我已经77岁了，能做的事情很少了，你们年轻，可做的事情很多，希望你们努力。”

    2018年2月17日，金维诺因病在北京辞世，享年93岁。5月11日，他的家属找到中央美院人文学院图书馆副馆长王瑀，表示要将他的藏书和部分学术资料无偿捐赠给人文学院。消息一出，立即引起中央美院的极大重视，人文学院图书馆迅速成立整理小组，并先后四次前往金维诺家中开展整理工作，先后整理图书300余箱。2019年5月9日，“金维诺先生捐赠文献整理成果展”在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图书馆向公众开放，几米见方的专题展厅，陈列着金维诺的部分旧藏图书和学术资料。“这批捐赠见证了金先生生前学习、思考和著述的全过程，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遗产。”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原院长尹吉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