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孔庙碑林

    《史晨碑》  全称《汉鲁相史晨奏祀孔子庙碑》。隶书，两面刻，前碑刻于东汉建宁二年（166年）三月。后碑刻于东汉建宁元年（165年）四月。后碑全称《汉鲁相史晨飨孔庙碑》，记载孔庙祀孔之事。文后有武周正书题记四行，为著名的汉碑之一。前后碑字体如出一人之手，传为蔡邕书。结字工整精细，中敛而四面拓张，波挑分明，笔致古朴，神韵超绝，为汉隶成熟期方整平正一路书法的典型，对后世有深远影响。清万经《分隶偶存》评云：“修饬紧密，矩度森然，如程不识之师，步伍整齐，凛不可犯，其品格当在《卒史》（《乙瑛》）、《韩勑》（《礼器》）之右。”

    《张猛龙碑》  北魏正光三年（522年）刻，全称《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代表了魏碑书法艺术的最高水平。此碑有额，浮雕蟠龙纹。碑文26行，行46字，记录了颂鲁郡太守张猛龙兴学劝农的功绩。碑额及正文均为正书。此碑字用方笔，右肩上挑，横画主线横长，竖画刚劲倾斜，整体呈现向左倾斜的险劲。结体紧密，险峻而富有变化，随字赋形，不拘泥于方正，单字大小不一，字虽倾斜但整碑却平衡和谐，生动活泼。碑阴虽为题名，上部字大，下部字小，但舒展恣肆，意气纵横，雅致可爱。

    《五凤二年刻石》  亦称《鲁孝王刻石》，隶书“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鲁州四年六月四日成”3行13字。虽然字数不多，但用笔雄浑豪放，不假雕饰，达到了自然而然的高远博大的境界，成为人们研究西汉书体的重要依据。全文以四四五的形式排列，字形长短变化，纵向延展，用笔未见典型波磔，尚存篆书笔意，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仅见的西汉隶书刻石。

    西安碑林博物馆

    《曹全碑》  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东汉碑刻。东汉中平二年（185年）十月刻立。明代万历初年在陕西郃阳故城（今合阳县东20公里的莘里村）出土。碑为竖方形，阴阳两面刻字，隶书，20行，行45字。此碑初出土时尚完好，今已断为两截。碑文字迹清晰，书法工整秀丽，平和简静，柔中寓刚，笔画圆润而精气内含，结字匀称，秀逸多姿，体势平扁，八分取胜，为东汉隶书极盛时期的精品。它展现了汉代“中和为美”思想和审美情趣，被视为行书中的赵孟頫和董其昌。

    《司马芳残碑》  全称《司隶校尉京兆尹司马芳残碑》。无立碑年月。此碑1952年在西安被发现，出土时仅存上半段，中裂为二。正面余文字15行，142字。碑阴上列题名14行，下列叙文18行，行存1至4字不等。额阳文篆书“汉故司隶校尉京兆尹司马君之碑颂”4行15字。有人认为是汉代所立，有人认为是曹魏时司马懿为其父所立。有人认为是东晋碑刻，是晋扶风王司马骏的六世孙为其先祖汉司隶校尉京兆尹司马芳所立之碑。后一种看法较接近此碑实际。其独特的书法风格深受人们重视，成为书法史演变的重要史料。其风格处于楷隶之间，甚至楷浓于隶，是书法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重要书体见证，被称为划时代的作品。

    泰山岱庙碑廊

    《张迁碑》  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迁表颂》，是东汉晚期佚名书法家书丹，东汉碑刻家孙兴刻石而成的一件隶书书法作品。此碑于东汉中平三年（186年）刻立，明代初年出土。碑篆额题“汉故毂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12字，额字独呈扁形，书意在篆隶之间；碑阳正文15行，行42字；碑阴3列，上2列19行，下列3行碑文。此碑是谷城故吏韦萌等为追念张迁之功德而立，铭文着重宣扬张迁及其祖先张仲、张良、张释之和张骞的功绩，并涉及黄巾起义军的有关情节，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此碑是东汉隶书成熟时期作品，自出土以来，为历代金石、书法家推崇。它起笔方折宽厚，转角方圆兼备，运笔遒劲而曲折有力，落笔稳健，是汉隶方笔系统的代表作。

    《衡方碑》  全称“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立于东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年）。此碑原立汶上县次邱乡中店村（旧称平原社郭家楼）。清雍正八年，汶水泛决，碑陷卧，庄人郭承锡复建。1953年移岱庙炳灵门陈列，1983年移岱庙碑廊。此碑圆首有穿，原座已失。额减地阳文隶书“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穿于额文下，穿下为碑文。碑文共800余字，字径4厘米，隶书。碑阴原有门生故吏题名，现已全部漫灭。该碑为衡方的门生朱登等为其所立的颂德碑。书法以体丰骨壮而著称，笔画端正，折角敦方，顿挫分明，是汉隶方正类的典型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