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禺
20世纪20年代初，我进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南开中学每到校庆和欢送毕业同学时，都要演戏庆祝，成为一种传统。我大约在15岁时就加入了南开新剧团，演过很多戏。当时的风气，男女不能同台。我在中学时多半扮演女角色。我演的头一个女主角戏是易卜生写的《国民公敌》。那时正是诸玉璞当直隶督办，正当我们准备上演时，一天晚上张伯苓得到通知说“此戏禁演”。
原来这位直隶督办自认是“国民公敌”，认为我们在攻击他，下令禁演。等他倒台后，此戏才得以演出，很受欢迎。
1928年10月公演了易卜生的名剧《娜拉》，由我扮演娜拉。后来我演《新村正》，这是南开新剧团自己写的剧本，故事情节我忘了，记得我还改写过一遍，那时我已上高中，不是男扮女角，而是男女合演了。
南开新剧团经常介绍外国戏，有的加以改编，成为中国可能发生的故事，人物也都中国化了，但主题思想不加更改。这样做，是为了适合我们的舞台条件和观众的接受能力。如我改编过17世纪法国伟大喜剧家莫里哀的《吝啬鬼》（即《悭吝人》）。戏名改为《财狂》，由我扮演主角。《财狂》在南开瑞庭礼堂公演，轰动了华北文艺界，天津《大公报》还出了纪念特刊。
南开新剧团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原想学医，两次投考协和医学院，都没考上；后来考入南开大学学政治，但是学不进去。在南大和以后在清华大学时，我得到图书馆的许可，可以进入书库，在那里浏览较广，从有关先秦哲学的简单著述，到浅近的有关马克思学说的书，更多的是读中外文学和戏剧书籍。由于南开和清华大学的环境，我得到一些知识。南开新剧团的活动，启发了我对戏剧的兴趣，慢慢离开学科学的打算，终于走上从事戏剧的道路。
我很留恋青年时代在天津的这段生活。我从15岁至今天（72岁），一直从事戏剧工作。南开新剧团是我的启蒙老师：不是为了玩，而是借戏讲道理。它告诉我，戏是很严肃的，是为教育人民、教育群众，同时自己也受教育。它使我熟悉舞台，熟悉观众，熟悉应如何写戏才能抓住观众。戏剧有它自身的内在规律，不同于小说或电影。掌握这套规律的重要途径，就是舞台实践。因此，如何写戏，光看剧本不行，要自己演；光靠写不成，主要在写作时知道在舞台上应如何举手投足。当然剧作家不都是走我这样的道路。
体验生活是近来才有的词，我写《日出》、《雷雨》当然也得体验生活。
这两个戏的故事情节都是我天天听得见、看得到的亲戚、朋友、社会上的事。
有人说《雷雨》的故事是影射周学熙家，那是无稽之谈。周家是个大家庭，和我家有来往，但事件毫无关系，只不过是借用了一下他们当年在英租界的一幢很大的、古老的房子的形象。写鲁贵的家，取材于老龙头车站（东车站），一道铁道栅栏门以外的地方，过去，那个地方很脏。《雷雨》的剧本最后是在清华写完的。
《日出》一剧，事情完全在天津，当然和上海也有关系，如写交际花一类的事。地点也可以说基本是在天津惠中饭店，另外是南市“三不管”一带的地方，那里有很多妓院。翠喜、小东西是确有其人的。妓女们的心肠都很好，都有一肚子苦水。我不敢独自到那些地方去。当时的天津是暗无天日的地方，动刀杀人，无奇不有。我是由朋友带去的，读书人跑到那里去，很不容易。
我接触了许多黑暗社会的人物，慢慢搞熟了，才摸清里边的事。不过很难。
《日出》中砸夯，是天津地道的东西。工人是很苦的，那时盖房子、打地基，没有机器，一块大铁饼，分四个方向系绳，由四个人用力举起，然后砸下，一面劳动，一面唱，节奏感很强，唱起来也满有劲。他们唱的都是一段段故事，也有即兴打趣的内容。我一看就是两三个小时，写在《日出》里的夯歌，是我自己编的词。
天津的话剧活动并不只是南开中学一家活跃，很多中学都在演戏，汇文中学、新学书院，还有一个外国的女子学校都在演。黄佐临是新学书院院长，他是很有名的戏剧导演，他的女友丹妮用英语演莎士比亚的《如愿》，由他亲自导演，还请我去看过。
天津的话剧运动在“五四”以前就开始了，周恩来同志就是当年南开编演新剧的积极分子。1915年南开学校十一周年时，他参加演出新剧《一元钱》，获得很大成功。我比周恩来小12岁，在学校时没有见过他的面。后来我听说邓颖超同志也演过戏，我看见过她扮演男角色的照片。那时南开中学男生扮演女角，女中部是女生演男角，男女不能同台。再早的时候，革命党人王钟声，1907年在上海组织新剧剧团春阳社，上演《黑奴吁天录》，1909年带领剧团北上，曾在当年日租界下天仙戏院演出《爱国血》、《秋瑾》、《徐锡麟》等爱国的、反帝反封建的、反袁世凯的戏。这些戏都是刘木铎编写，由王钟声导演，极受观众欢迎。这是天津最早的话剧运动。后来王钟声被袁世凯的亲信张怀芝杀害。
天津是革命话剧发祥的地方，对戏剧发展很有贡献。当初搞话剧运动资料的同志们不知道北方也贡献不小的力量。周总理曾经一再对我谈，要把天津和北方其他各地的早期戏剧运动写上去。都怪我太忙了，没有做。现在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注意到这个问题，是很好的。周总理也和戏剧家凤子谈过：“为什么北方这么重要的戏剧活动一点都不谈呢？”天津造就了很多人才，天津话剧运动的贡献是值得一提的。
（摘自《中国话剧先行者张伯苓、张彭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