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林在《关于当代艺术的公众性》（中国艺术批评家网3月30日）一文中认为：今天是一个文化权利再分配的时代，不同文化阶层、不同社会族群、不同利益集团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权利、市场经济、娱乐工业和消费文化面前失语，不是必然的而是功利的。我们必须反省与既得利益相联系的既成意识形态，才能重建对于当代艺术的历史主义态度和知识分子立场。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历史主义艺术与批评乃是知识分子保持其文化权利与话语根据的思想策略。新历史主义并不把当代艺术视为线性发展的另一个历史阶段，而是把我们身处的历史空间化，把当代艺术视为共时性领域，因而它取消了精英化的历史进步论，使精英和大众、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处于共时、并存、互动的历史境遇之中。精英文化、精英艺术存在的意义则在于，艺术作品不仅是当代“话语——权力”的表现形式，是此一时期流通的文化力量的表达，而且，由于创作主体的个人权利及反抗作用，出自艺术家深层意识的自由创造，艺术具有挤压、对逼、破坏、颠覆正统观念、既成权利、流通意识的作用,从而促使社会集体无意识及知识结构发生变化。正是艺术的异质性和异在性使历史的文化文本发生变革，从而引起“话语——权利”关系的新的变化。对于每一个生存于当代社会的个体而言，自由都是争取来的，是反抗集权操控的结果，是精神自我解放的结果。当然，这种解放是互动性的、历史性的。新历史主义面对历史和阐释历史的态度，是知识分子作为文化阶层、社会族群和利益集团自身身份的证明(知识分子只能通过护卫自由获得利益)。在中国美术界，谈论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先锋艺术等等之所以仍属必要，乃是因为公众性、大众化之类的话题有太多的虚假性和欺骗性。先锋艺术也好，精英文化也好，知识分子也好，这些词语的根本含义，无非是说当代艺术必须保持其揭露社会隐密的批判性，必须保持其对公民自由的召唤作用。在既定权利、既成意识与既得利益总是以公众名义操控艺术的情况下，当代艺术只有针对公众性才能实现公众性，只有批判现实性才能达到现实性，只有抵抗当代文化才能创造当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