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影导演贾樟柯的书《贾想1996—2008》，在中间一页看到了这句话：没有了青春的人爱眯个午觉。当时正值中午，我靠在椅子上翻书，上眼皮开始与下眼皮打架，字像水中月，影影绰绰，眼下就要扔下书本进入午睡的梦乡时，我看到了这句话，这句话仿佛伸过来的一只拳头击中了我的头部，浑身一激灵，我再也睡不着。

  这句柔软的话一瞬间变成了尖硬的刀子，它闪着寒光告诉我，你是个青春已逝的人了。当然青春已逝也没什么，谁不会老去呢？我每天去单位里像和尚一样撞撞钟，喝一杯水，翻一张报，看几篇稿，就得过且过了。回到家我躲进书斋里读一本又一本死人或活人、洋人或国人的书，读到鲁迅，鲁迅先生说，倘只读书，便变成书橱。于是我开始写写画画，挑灯夜战，文字如蚂蚁般爬满一页又一页，我以为这就是我的价值。我把那些叫文章的东西拿给别人看，别人说看不懂，太阳春白雪了。下里巴人不是我理想，我在心里嘀咕，我依然坚持我所谓的价值。时间过去七八年，等碰到贾樟柯的这句话我才有些被刺痛，我回过头来打量我的文字，我似乎悟到了些眉目，那些行尸走肉的文字全都因我行尸走肉的生活——那些失去了青春的激情、悸动、痛楚的死水一般的生活。

  人可以失去青春，但生活不能。

  一条尘土飞扬的乡镇公路边，一个北方小痞子，一身松垮旧西装，粗黑框眼镜，歪着头，面无表情地张望，点燃一支烟后上了一辆客运班车。售票员要他买票，他说，我是警察。售票员走了，他的手在宽大西装的掩护下伸向邻座腰包。这是贾樟柯电影《小武》的开头。一个上世纪80年代的小混混的故事开始了，没有刻意讲究的画面，没有紧凑的故事，只有喧闹的市声和一个青年无所事事的游荡、不安和沉默。

  贾樟柯是庸常的中国电影的一个“异类”，他的《小武》和《站台》是真正将个人视角和个人表达带入电影的作品，他仿佛受到了上苍的眷顾，在革命叙事与宏大主题的中国电影的夹缝中获得了生存的可能。这朵鲜花先在墙外香起来，“纪录片风格的虚构”和“对中国社会无名小人物的关注”让老外领略了中国导演的才华和思考，让他们眼睛一亮。电影同小说一样，一旦被戴上“实验”和“先锋”的帽子，则意味着可能被市场无情的抛弃，贾樟柯是幸运的，他一直用自己的方式拍着所谓的“实验”“先锋”电影，他为中国电影贡献新的审美样式的同时，也培养和拥有了自己的观众。

  其实真正让贾樟柯与众不同的是，他用电影里的人物来完成自己的思考——人不该遗忘自己的来路，他将自身成长和空间变迁中的怀疑、不安、漂浮等生命体验渗透于电影的细节之中。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种冒险，因为要打破“个体经验”与“类经验”之间的壁垒是一切艺术都在小心翼翼的努力。海明威说，优秀的可以流传的作品出自一个人的想象力以及他对任何一个人的痛苦的感受与理解，而不是回忆个人悲痛的结果。庆幸的是，贾樟柯的个体表达上升到了“类”的层面，很多人从他的电影里都能看到自己。他个人化的电影能与别人沟通，或许源于他一直让自己的生活保持在“青春期”。他是个有意识的生活者，他会一个人背上背包回到家乡汾阳一个很小的村庄看望他在村上窑洞里爬进爬出的表弟；他会闯入一个陌生地的一间无人房间发现主人桌上布满尘土的物品的秘密；他会一个人在冰冷的夜去大同找寻那些冷清而破败的电影院；他会离开人潮汹涌的城市独自去残雪披挂的五台山看缓慢的季节变化……他的书总在告诉我，他一直在外面走，有时很无聊，有时很忙碌，所以他的电影里边的人也一直在走，骑着自行车，坐着班车，一直在走。

  我觉得，我也应该到外面去走，走马观花也好，游东逛西也好，不在乎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只要脑子在不停奔跑就行。总之，要走出去，将生活的“青春”找回来。

  石华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