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华迪
叶大鹰是一个可以用“好玩儿”来形容的人。别人觉得很大的事情,比如三五千万拍个电影,他在谈笑之中信手拈来;别人觉得很小的事情,比如下个厨煮个粥之类的,他也愣是能从中领悟到人生的细节和生活的乐趣。50出头的人了,总是时不时地流露出令人惊叹的好奇心,实在、率真得令你无所适从。他是一个永远在检讨自己要言行谨慎且永远也学不会改不了的人,在不同场合中真性情均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
叶大鹰从小就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孩子。当他搜肠刮肚按照年份去回忆自己的青春时,恍恍惚惚的一阵心痛——竟然这么多年已经过去了!1965年上小学,1975年高中毕业,16岁就告别了学生时代。由于家庭的动荡,他平均两年转一次学,从北京到上海,从城市到乡村,遍布了他“玩耍”的足迹。那时候他很忙,忙着去黄浦江边钓鱼,去农村同学家喂狗,去江边游泳,顺便挖蚯蚓准备第二天的鱼饵……他读的小学没名字,是工厂附近农民公社办的农村小学,白色平房围出一个小土广场,到处都能闻到浓重的稻草味。老师们念课文的腔调很像唱评弹,至今还总写错别字的原因,就是那时一上语文课就像在听戏——老师眉飞色舞地唱书,他一句都没听懂。18岁他被分配到上海新新机器厂技工学校上技校,专业是钳工。那段久远的时光,和他的童年、少年时代一起混杂在记忆之中。
作为将军的后代,叶大鹰的热血与爱国之情不是体现在言行上,而是渗透在细胞、骨髓中,连拍摄影片时的笔名,都取作“叶缨”。他是少有的能将主旋律影片拍得唯美细腻、震撼人心的导演。他说自己从没有刻意走“主旋律”路线,但在他执导的电影作品中,总是彰显着共产主义信仰和感人至深的人性光辉。作为一种追求,是为了讲述一个人们没有想到的故事、拍一部别人拍不了的电影、做一件对个人对国家都有意义的事情。
在电影中,他一直想表达能感动自己、也感动观众的真实和震动。在一股红色漩涡中,他触碰到了更深层次的灵魂,从而更找到了精神和信仰的无穷力量。上世纪90年代初,他执导了《红樱桃》;国庆50周年,他拍摄了《红色恋人》;今年,他又带来了视角独特的新片《天安门》。他想要表达的不只是天安门和开国大典的辉煌历程,更多的是凝聚在这一辉煌时刻背后,普通大众、老百姓的感人故事。叶大鹰说,拍《红樱桃》和《红色恋人》时并没有“红色三部曲”的概念,但是拍完《天安门》后这个感觉很自然涌现出来。他将其列为红色系列的作品之一,英文名为《RED》。3部电影的红色情结,暗合着新中国革命和解放历程中的三个时代,冥冥中形成的序列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心路历程的完成。
早在1997年筹备《红色恋人》时,叶大鹰已有了拍摄《天安门》的构想,这缘于他看到一组天安门的老照片,带给他很大震动。天安门,代表的不仅仅是中国和首都,还有人们内心深处寄托的一种情怀,他希望通过电影再现那段激情彭湃、刻骨铭心的历史。然而这在当时更像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因为故事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牵扯到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其巨大投入是不可估量的。面临着当年这些无法逾越的现实难题,《天安门》成为他的一个梦。
这个早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就孕育的梦想,终于在新中国60岁华诞时得以实现。如今,这个梦想已经具备了实施的条件——横店有一个明清宫仿造的“天安门”,国内的数字技术无论是再现当年的天安门广场还是领袖都具可行性,最重要的是目前的电影市场较10年前突飞猛进,容纳5000万元甚至几亿元的制作费都成为可能。
每一部电影都有各自的艺术寿命,时间是最终的检验。叶大鹰一系列红色作品的成功,体现了何谓“既商业,又真诚”。在奉行强势资源垄断的运作时代,票房以及收视率同样能被操纵或影响,不应作为衡量影视作品艺术价值的唯一标准。明星是商业电影中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这与电影创作上的好坏没有直接关系。
让叶大鹰想不明白的是,身为导演在创作问题上保持批评状态,是基于对自己也是对他人作品的尊重,希望在专业问题上的探讨能得到各方面的支持,而不被曲解成“炮轰”的意思。有媒体把他发表的对某导演某作品的看法说成是对谁谁谁的“炮轰”,这使明明属于文艺批评范畴的言论,一下子就成了人身攻击。文艺批评是件严肃的事情,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保护和推崇的,叶大鹰把自己比作“娱乐战壕里的战士”,他说,总不能全民娱乐化,总不能把所有的真诚都当成笑料,总不能只看着所谓的明星就把国家的历史和未来都忘得一干二净。
相对于投资回报而言,叶大鹰更注重的是电影的品质。在《天安门》拍摄期间我去横店影视基地,眼看着摄制基地的天安门场景随着影片进程的拍摄几经翻修:由最初北平解放时的破败不堪,到重建修缮时的朴素简陋,再到新中国成立时的气势恢宏,尽最大可能地如实还原历史。为了能达到最满意的拍摄效果,叶大鹰在场景设置的诸多方面煞费苦心,从地面石砖的缝隙、杂草、水洼,一直到墙面的凹凸、裂纹、石灰……再小不过的细微之处,都体现了该片制作水准的严谨与精良。为拍好装修天安门的场景,剧组将横店影视基地1比0.9建造的“天安门”种上野草、搞烂墙壁、竖好电线杆,甚至还复制了一辆前门的“铛铛车”。剧组整个拍摄过程中,场景设置及修复等各方面的费用已达500万元。影片中的开国大典,现场群众演员大约2000人,还专门调遣了大量部队战士参加演出。为体现当时天安门壮阔雄伟的拍摄效果,剧组还从香港及国外请来了最领先的专业技术团队。
在所有创作的过程中,磨难是必然的,成功也因此变得更有价值。影片《天安门》的内容不仅着眼于重大历史,而是在强调人民群众的力量与意志。它的主角是“天安门”,主题是“人民万岁”。就如天安门是国家的象征,而电影也应该在文化传承和历史回顾上找到象征的意义。他希望这也是一部简单朴素、幽默真挚,把人民作为故事主体让百姓看了感动的电影。
好的作品应具备真诚的品质,叶大鹰和他的团队真诚地将《天安门》呈献给了观众。面对众多如《建国大业》的影片,《天安门》仍创出了200多个拷贝的成绩。虽然它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没有财雄势大的运作,但看过影片《天安门》的人都会感动。
叶大鹰曾满怀深情地讲述着这样一幕场景:俯瞰的天安门,修缮一新的琉璃瓦顶在阳光下闪耀着光芒,城楼上,8个有史以来最大的灯笼终于挂起来了……开国大典前的一切工作都在有序地进行着,朝霞中的天安门流光异彩。约16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开国大典和庆祝游行,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喜悦,他们用发自内心的工作激情和单纯,期待着新中国的诞生。
叶大鹰,一个不老的顽童,非议过人也被人非议过,依然执著无悔地将自己的电影梦想随身携带,快乐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