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 甫

    每到音乐家的周年纪念日，音乐界便为人们提供系统了解该大师所有作品的难能可贵的机会。然而周年一过，就难有机会再见了——2009年一过，海顿、亨德尔、普塞尔和门德尔松立马“风光”不再。随着一场场纪念肖邦音乐会的举办，世界音乐界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诞辰200周年的肖邦身上。

    作曲家死时可能穷困潦倒，但以作曲家为名的纪念活动却总能赚得盆满钵满。对于音乐产业来说，周年纪念确实意味着价值连城的商业利润。仅以2006年的莫扎特逝世250周年为例，奥地利全境（除了格拉茨）的莫扎特纪念活动甚至促进了国家经济的稳步增长。当年，仅维也纳就举办了近3000场活动，纯赢利近2000万美元，吸引到了1200万名游客。这还不包括多如牛毛的音乐会、特许纪念品、电视和广播节目、乐谱拍卖和因为高峰期的“莫扎特效应”所引发的父母望子成龙所带来的消费狂潮。2010年亦如是，环球、EMI和SONY三大唱片公司竞相出版肖邦唱片大套装，将曾经发行过的唱片重新整理打包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出售。这种循环再生的伎俩已经是唱片公司大发其财的最佳途径，除了肖邦也同样适用于其他音乐家。周年纪念就像为纪念巴甫洛夫吃全聚德烤鸭一样，成为了一个方便的借口。

    就中国内地而言，在西方音乐解禁后涌现出一大批纪念音乐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音乐界就曾推出过纪念贝多芬、柴科夫斯基逝世周年的音乐会。1989年的约翰·施特劳斯逝世90周年和卡拉扬逝世纪念音乐会都折射出一个人情味十足但资讯相对落后的社会特色——乐团需要以大量作曲家纪念指导曲目和音乐会编排得以维持，否则常常“无米下锅”。伴随着肖邦诞辰200周年的到来，中国音乐界推出了众多大型肖邦纪念音乐会，无一例外全是钢琴音乐会。其实，肖邦在创作后期对大提琴情有独钟，不仅写就了小提琴、大提琴与钢琴三重奏，还有若干首大提琴奏鸣曲、E大调大提琴与钢琴二重奏问世。因此，钢琴音乐并不代表完整的肖邦。无奈肖邦“钢琴诗人”的名号在中国实在太过响亮，举办一场肖邦提琴音乐会恐怕无人问津。但是，大提琴、室内乐和声乐等肖邦音乐元素的缺乏，恰恰显示出眼下周年纪念活动对票房等商业利润的追逐。毕竟，等到过了纪念大年，人们更难有机会能够听到这些罕见作品的现场，这委实是肖邦诞辰200周年纪念的遗珠之憾。

    在西方社会，作曲家的周年纪念活动其实早已超出了原始的曲目堆积，更注重音乐派生的功效，纪念人物甚至不再局限于音乐家，而扩展到了激发音乐家灵感的历史人物。比如2005年，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诞辰200周年时，伦敦的逍遥音乐会借题发挥，顺势推出“童话”主题，上演德沃夏克《水仙女》、普塞尔《仙后》、拉威尔《孩子与魔法》、门德尔松《仲夏夜之梦》等童话题材音乐，事半功倍。真心希望音乐家周年纪念活动能够涌现一批精巧构思、长远规划的系列音乐会，摆脱对眼前“风光”的追逐，为大众呈现出四季常相宜的音乐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