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文军

    传说古仓颉造字的时候，“天雨粟，鬼夜哭”；又据《说文解字·叙》载“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相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可知古人对写作将会带来的灾祥有着本能的恐惧，文字的产生也本是一件让人敬畏的对神圣行为的模仿。可在今天，写作的神圣化和对文字的敬畏感似乎越来越淡薄了。放眼当下的阅读市场，所谓的畅销书占据了图书市场的绝大份额，对应的是读书变得越来越注重实用性、功利性和“轻松有趣”。也许在一个几乎什么都可以“快餐化”的现代社会里，大多数人沉醉在一种“啃甘蔗”式的读书中——只讲究片刻的过瘾，而全然不顾汁水既尽，唯余满嘴沉渣，少了古人读书如食橄榄式的余味悠长。

    但是对于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来讲，他依然沉醉于在浩淼的书海中去寻觅一部真正的书，一部包含着真理与经典、充满人性温暖、给人带来启迪和精神陶冶的书。《古典与现代》就属于这样一本读书人真正要寻的书。值得特别说明的是，辑中文章执笔者虽多为知名学者，但集结于此所编发出的文章，都一改往日学术图书中“学院式”写作的冰冷面孔，篇篇见情见性，实乃为当下真正的读书人构筑了一片精神净土。

    置于全书之首的是由张丰乾执笔，对著名汉学家杜维明的访谈——《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人文学科方法论》。在这篇访谈中，杜维明教授以开阔的文化视野，重点谈了在新的形势之下，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上的沟通借鉴和“默会”，力避学科研究方法上视域的狭窄。顺着这样的思路，杜维明教授由此深入接续谈了多方面的内容：比如谈学术研究的职业化的倾向，谈“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在学术研究方法上的世界影响，谈双语阅读写作和翻译在两种语言间可形成的融通互补，谈不同宗教、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和应当具备的“听德”意识。归结为一点，是讲求中外文化与文明打通齐观的一种开放意识，用杜维明教授的话是“对话文明”，在“对话文明”中互通有无。在今天，一切地方文化都不再可能独立运转，而成为全球文化；多元文明间对话互动的日趋频繁和日趋深广已是不争的事实。想来这也是《古典与现代》强调“接异域之气”的原因所在。

    如果说杜维明教授的这篇访谈录诠释和深化了《古典与现代》自我期许的理念与格调，那么这篇《人生那平静而悲伤的音乐——关于灵魂及文人的事情》所探讨的“文人与灵魂”的话题则构成这期丛刊的统摄性主题。文章是10年前的旧文，是作者在千禧年末对个体外在求学成长经历与内在精神游历所做的一篇总结，但是10年后读来依然能感受到文字内在的呼吸。在个体的生命游历中，作者细述世界各类宗教及宗教教义，做着灵魂有无的“天问”。在确证人不仅是“一棵有思想的芦苇”，更是“一棵有灵魂的芦苇”下，焦灼的追问化作了内心的安宁。浸溺在文字裹挟来的情感浪潮中，笔者更愿意把这种个体心灵史的追溯读作一大批知识分子心灵史的描摹。他们属于这样一批人：他们承受了历史所带来的生活磨难和难以愈合的情感创伤，但他们最终依然守护着精神与灵魂的纯洁，思考着自身的价值。他们以学术为志业，但更注重学术背后的思想和对当下社会、人文的关怀，默默承担着自我授予（更是知识分子这一称谓所授予的）的责任与义务。

    在一个古典离我们愈来愈久远、几成绝响的时代，《古典与现代》试图在跨越中外文化的“对话文明”中会通古典与现代的文化精神。对于活得匆忙、来不及思考的现代人来说，《古典与现代》提倡一种阅读和生活的“静”与“慢”来应对现代时间的“快”，在“静”中学会沉思、学会聆听；在“慢”中学会驻足、学会回望。

    （《古典与现代》第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