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履生

    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和摄影有了关联。

    家父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江苏扬中的县城内开了一家照相馆，这是当时全县中最能反映现代文明的场所，因为那时全县没有工业，服务业也欠发达，手工艺也只有与特产相关的竹编。当我出生之后，就没有离开过照相馆。那是一家天光照相馆，“天光”的概念就和农民种庄稼一样是靠天吃饭，天阴下雨就没法拍照，而长江流域一年四季中又是雨水不断，因此，生意不可能发达，生活也不算富裕，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我在父亲对摄影的精益求精中度过了早岁的时光，也慢慢懂得了一些摄影的原理，进而能够帮助母亲在暗房中显影，把握红色光源下的色调和感光的程度。摄影给我带来了童年的欢乐和骄傲，父母通过摄影的技术养育了我们兄弟四人，也成全了一个技术家庭。给我的直接影响是一种生存价值观：荒年饿不死手艺人。

    或许，这一摄影的基因正是我今天把持相机、漫谈摄影的缘由。

    对于摄影的感觉和认识与青少年时期有很大不同的是，因为我后来学习了美术，从美术的角度来把玩摄影又有了新的追求。举凡艺术家都有一些题材上的偏好，白石的虾、悲鸿的马、莫奈的睡莲、梵高的向日葵，往往是不厌其烦，而世人也乐于将它们作为一种标识。摄影家中也有专攻人像、风光或其他专题的，这都反映一种偏好，或表现为一种能力和成就。我于摄影是兴趣广泛，因为是业余而能博爱，可是，在博物馆工作的经历却使我对博物馆的建筑以及空间产生了兴趣。从最初看到国家博物馆巨大建筑空间的时候开始，就对这一建筑有了感情的基础，这一基础很重要。摄影也是需要感情的。如果没有感情就不可能在一些特别的方面情有独钟，如果没有感情就不可能全身心的投入。因此，作为馆中之人，面对朝夕相处的这座国家博物馆，从主体结构完成之后到内部装修，每天看着它在身边发生新的变化。从工地的纷繁杂乱到明亮整洁，从逐步完善到开馆后的人流穿梭，近20万平米的建筑，结合1959年建筑的初始外形，没有改变天安门广场的文化氛围，像以往一样。在这里，建筑的文化属性成为一个国家的文化象征。

    新的建筑空间给我带来了新的视觉震撼以及独特美感，也激发了我拿起相机去追踪那些与结构和光影相关的景象。每当阳光在不同时段与建筑发生关系或者进入到建筑空间中的时候，光影改变了建筑的空间关系，改变了物理属性而带来了新的视觉趣味。光和影与建筑在这里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关联性，晨辉和夕照随时改变建筑的物理空间，使工程图和效果图上机械性的感觉成为一种鲜活的灵动。光影赋予建筑以生命，从此，固态的建筑再也不是一成不变。于我，正好像我居处的竹子、梅花、水仙以其特有的诱惑力在召唤我去表现它，如同郑板桥“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树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就是如此。

    与50年前不同的是，现在的博物馆建筑空间越来越大，窗也越来越大，建筑师们的精心营造使之成为博物馆的风景线。国家博物馆新馆的西立面实际上就是透明的墙，类似这样的玻璃幕墙为人们营造了一种新的空间，再也不是过去那有限的通过一扇窗子借景的趣味，而是以宽阔的展现来沟通内外。透明的屋顶则成了封闭院落的常规手段，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德累斯顿的国家艺术馆、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华盛顿的美国艺术博物馆，都有封闭一个院落空间的玻璃屋顶，这得益于新的材料和新的技术手段，由此，一个现代化的空间吸引了光的大量进入，也与户外空间发生了最为直接的联系，所以，这种空间关系中与自然的连接再也不是那种古典的感觉。而影则随形产生无穷的变化，当叠加到空间中展出的文物和艺术品上的时候，又有可能对文物和艺术品的欣赏产生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艺术家，成为一种新的创造。

    所以，博物馆建筑中的空间与光影的关系是一种特别的关系，也是一种特别的趣味，值得揣摩和品味。当这种关系成为摄影捕捉的对象，尽管与建筑相关的摄影的记录只是截取其中的一些局部，但是，建筑空间与光影的构成为审美带来了出乎预想的意外，摄影家很难“胸有成竹”。摄影家于其中的努力不是在等待中“坐看云起时”，而是要有发现的眼光和具备发现的素养，“胸无成竹”正是“胸有成竹”的提升。当然还需要机缘。对于一般人来说，得到这样的机缘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博物馆的特殊性使得观众深入其中有很多限制，而在博物馆工作的人则有地利之缘，更重要的是有情感的基础。

    基于上述，就有了我的这些在业之余的与博物馆相关的建筑摄影。这是一个关于博物馆建筑空间与光影的专题报告——以摄影为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