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华悦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我不禁想起了在根据地的那些日子。
说起来，都已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了。那时，我不过是十来岁的毛头小子，家境贫寒，饭都吃不饱。所以小学毕业后，跟着父亲打打零工，还拉过人力车。钱挣得不多，但总算能填饱肚子。抗日战争爆发后，全民族同仇敌忾，一心抗战。
其实，抗战虽然是一九三七年全面爆发的，但从我记事起，一直就生活在紧张的气氛中。当时，日本步步紧逼，形势早已千钧一发。蒋介石及一帮新旧军阀忙于混战，攘外先安内，任由日本得寸进尺，却把矛头对准了同胞。可尽管如此，各地的抗日氛围仍一日甚于一日，抗日呼声日益高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对中华民族来说，已经没有了退路，不在反抗中崛起，就在沉默中消亡。身边有不少人，甚至比我年龄还小的，都奋勇加入了抗日的大阵营。看到这情形，我也待不住了。我告诉父亲，要参加抗日，打日本鬼子，为国家、民族尽一份力量。
我还记得那个晚上，当我告诉父亲这个决定后，父亲沉默了许久，抽着烟，叹着气。母亲在一旁，没说什么，但直抹眼泪。那个年头，从纯军事力量上说，我们和日本鬼子还有着不小的差距。何况，枪弹是不长眼的，很多上了战场的人，不是躺着被抬了回来，就是落下了残疾。更有甚者，许多人从此就杳无音信，凶多吉少。
所以，每个上战场的人，其实都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其实父亲何尝不想奋力杀敌？只不过家里有年迈的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父亲只有两个兄弟，都早早去世了，母亲是独生女。所以两家人的担子，都落到了父亲肩上。父亲无法抛下这个家，但他的儿子却告诉他，想去远方，去完成他未能实现的愿望。
最终，父亲还是同意了。我永远忘不了，父亲和母亲送我离开的情景。父亲默默跟在后头，母亲每跟一段路，就忍不住痛哭。哭了一会儿，又抹干眼泪，继续送我。走走停停，最后当我终于要真的离开时，母亲捧着我的脸庞，泪眼蒙眬地盯着看。许久，许久，母亲才掩面痛哭。我知道，母亲觉得，她的儿子有可能回不来，这可能是见儿子的最后一面。所以，母亲要把儿子最后的面容，深深烙在脑海里。
离开了父母，跟着同乡来到了根据地后，我本以为，我会和多数人一样，上战场奋勇杀敌，为捍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但令人失望的是，因为我年龄太小，且从小营养不良，比同龄人矮小、瘦弱许多。所以，组织上认定我不适合上战场，最后把我分到了后勤部，让我管理那些摄影的底片。
刚接到这个命令时，我愣住了！继而，心里是无尽的失落。不能上战场杀敌，还有什么意思？主管后勤的领导看穿了我的心思，语重心长地说，小子，你可别小看这任务。抗击日本鬼子，可以有很多方式，不一定拿枪杀敌才是最有力的。相机和枪炮同样具有非凡的威力。这些摄影，记录的是日本鬼子在中国种种令人发指的恶行，也记录了中国人的反抗和不屈。这是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留给后代的宝贵财产。日本鬼子对此恨之入骨，想方设法要摧毁这些底片。所以，我们的任务很重要！你以为抗日是三天两头就能胜利的吗？这是一场持久战，我们除了必须保证有足够的人上前线杀敌，还得有充足的后备力量，才能在持久战中不败。而你们这些人，虽然今天是后勤，但到了明天，就是战场的主力军。好好锻炼吧，这是你成长中最珍贵的一段日子。只要好好把握，你就能把自己锻炼成明天的主力军！
这番话，确实激励了我，让我冷下来的心又热血沸腾起来。家里穷，多数孩子连相机都没见过，巧的是，我有一个要好的同学家里很富裕，从国外买来一台相机。我们一起学过照相，所以对相机我挺在行。那时懂照相的人极少，所以听说我会，加上身体条件和年龄不适合上前线，就让我管照相。
开始照相，我才发现，任务的艰巨一点不亚于上前线。最初，正面战场连连打败仗，后来根据地也有些人心不稳。为了稳定人心、激励士气，我们需要更多正面的摄影，记录下那些激励人心的时刻，鼓舞战士。所摄的人物不仅在敌后根据地，也需要常常跟着战士们上前线，把战斗的点点滴滴都记录下来。
后来，抗日形势逐渐好转，而我则在锻炼中，渐渐成了一名优秀的摄影小兵。那段时间对我的身体和心理都是极大磨练，我的身高，一个劲儿地往上蹿。领导笑着说，看来用不了多久，你也可以上战场了。
其实我当时的任务比一线的战士们还要繁重。随着战局进展，对摄影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平日除了完成组织上的任务，我还见缝插针地培训新学员，让他们也和我一样，用照相机记录下战斗的每一刻。
稳定下来后，我曾托经过老家的战友，给家人捎去一封信。父母得知我的消息特别高兴，托战友带回口信，让我好好为国家做贡献，别担心家里。
这个过程中，还发生过危险的时刻。有一次，在日本鬼子的扫荡中，我们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处。我和一名小战友负责保管几万张底片，任务很艰巨。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我们绞尽脑汁，用尽了各种办法，最后总算化险为夷。如今，转眼七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这些往事，我都心情激动，我为我当时的选择由衷地感到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