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仲秋元（文化部原副部长）
1949年7月，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明确了三联书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文件是这么讲的：“在党的领导之下，三联书店（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及香港的读者，宣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在各个时期的主张，这个书店的工作人员，如邹韬奋同志（已故）等，做了很宝贵的工作。三联书店与新华书店一样是党的领导之下的书店……”这是对三联书店的定性。有很多人不理解，这个书店是私营书店，它怎么从事了革命出版事业，并发挥了主要作用？
生活书店在我心里播下革命的种子
我从小就恨日本人，我家原来是搞丝绸行业的，受日本人造丝的冲击破产了。我对邹韬奋抗日救国的主张十分佩服，他在创办的刊物里面宣传停止内战、要团结、要抗日。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沦陷，国民党将领马占山起义反抗日本，邹韬奋就在自己的刊物上为马占山发起募捐。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时，生活书店办了一个伤病医院。一家书店竟然办伤病医院支持我们的军队，并公开抗日捐款主张，很了不起。1935年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以后，最早报道的是大众、生活书店。当时，广大青年比较愿意看大众、生活的出版物，它的发行量是15万份，在当时来讲，这个发行量已经很大了。1935年，我们党旨在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发表在法国的刊物上，最早公开响应《八一宣言》的是中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而这个响应文章是在《生活日报》上发表的，《生活日报》在上海印不了，就在香港印。虽然那时邹韬奋还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但他组织抗日，呼吁团结、救国。
鉴于此，生活书店办的刊物不久就被查封。你封一个，生活书店过两天又办一个。1932年到1937年，生活书店办了七八个刊物，平均每个刊物不超过一年就被封。蒋介石很恼火，就把黄炎培叫去，要求邹韬奋到南京说明情况并改变他的主张。黄炎培把这一意见带回来，邹韬奋说：“不行，我宁可关门，也不接受你的意见。”上海《申报》主编史量才被暗杀后，国民党就有一些暗杀名单，里面包括邹韬奋。邹韬奋只好流亡到苏联、美国等国家，他的思想、观点更加进步，并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
邹韬奋走后，生活书店也被封了。在东北抗日商人杜重远的帮助下，我们创办了《心声》。《心声》登了一篇说日本天皇是科学家的文章，日本方面就急了，说这是污蔑他们的天皇，要国民党政府把《心声》封杀，把主编抓起来惩办。开始，国民党没有接受，因为他们知道这篇文章是他们审查过的，没有反日内容。但日本方面执意要做，最后国民党政府接受条件把《心声》封掉，主编也被抓起来判刑。1936年，救国会的“七君子”（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史良和沙千里，编者注）被抓起来了，他们都是生活书店的人，被抓的原因是他们抗日并宣传抗日理论。我们这些年轻人看了以后，觉得他们真了不起。
我也成了生活书店的一员
1938年，18岁的我从山东到武汉找工作，正好赶上生活书店招工。进书店之前，我了解这个书店政治态度很明确，是进步、抗日、爱护青年的。我下决心投靠生活书店。招工的考题很难，囊括文化、时事、经济、社会知识等。顺利通过考试进入书店后，我对书店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简单总结一下生活书店的体制。一是重视学习，特别是政治学习。一般的书店实行8小时工作制，而生活书店实行7小时工作制，另外一个小时让员工读书、看报。《新华日报》跟书店关系特别好，报纸出来后，只要是生活书店的店员，每人送一份。书店还举办读书会，让大家交流读后感。读书会有两本内部刊物，一本是《店务通讯》，上面不光发表领导的文章，员工的文章也可以发表，当时我就发表过几篇文章。《店务通讯》是周刊，每一期邹韬奋都发表一些文章，既指导业务，又讲学习、做人。另外，还有一本《我们的生活》月刊，刊登大家的读书感受等。店里每月还举办一次时事报告会，请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共产党领袖给我们讲课。这个时事报告会不但在汉口办，也在重庆办，一直到皖南事变才停止，大家受益匪浅。这种政治学习制度是生活书店最显著的特点。
二是书店经营体制。邹韬奋从国外考察回来以后，把书店改为合作体制，每位职工只要年龄满20岁、工龄满一年，就可以成为书店的社员，社员的投资来源于个人工资的1/10。书店每年的盈利，除了事业发展以外，其余的归全体社员集体所有。在管理上，实行民主管理，每年召开社员管理大会，全体社员参加，选举理事。理事的组成既有领导层，如理事会主席、副主席，也有一般员工。另外还有福利制度，比如社员结婚了有津贴，回家探亲有津贴等。此外，还设人事委员会，负责员工的考核、奖励、工资、福利等，人事委员会决定的事项交给理事会执行。也就是说，书店有两个机构，一个是理事会负责业务，一个是人事委员会负责员工福利。社员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通过社员小组提出来。我们员工还组成了一个小的合作社，叫同仁自治会，抗战时期买肥皂、衬衫等物资很麻烦，我们就通过这个合作社集体买，按现在讲就是“团购”。
我与生活书店同进退
我是1938年冬天从汉口生活书店撤离到兰州生活书店的，在兰州住了3年。我们在生活书店每天做的事就是出版关于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书。当时，国民党政府有一个讨厌的制度——《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不符合的就得没收。1938年开始，国民党政府就从原稿开始控制，所有刊物、图书编好后都得送到图书委员会审查，审查通过了就给发个号。我们和他们的审查制度做了斗争，生活书店出版了几千种书，被禁止了几百种。从1939年开始，我们书店的书就不断地被封，为了使进步的书刊发行下去，我们开了55家分店，国民党非常恼火，责令他们的宣传部门加以制止。第一家被封的书店是西安店，到1940年6月，全国55家生活书店只剩下重庆、成都、贵阳、桂林等6家比较大的店。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正式找邹韬奋谈判：“你改变不改变你的路线方针？你不改变的话，我们全都给你封了！”邹韬奋说：“我宁愿玉碎，不为瓦全。”过了几天，中国文化服务社（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创办的文化机构，编者注）又来找邹韬奋：“我们现在不封你，但是你要跟我们合作，我们也参加你的股份，领导你，你可以保留你的名字。”邹韬奋又拒绝了。
第二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了，蒋介石公开反共，并下命令把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等统统封掉。2月，重庆、成都、贵阳、桂林、昆明、韶关6个生活书店所在地的国民党党部、三青团团部收到国民党中央的查封命令。这个命令在成都、贵阳、桂林、昆明、韶关5个地方都执行了，但在重庆没有执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周恩来与国民党交涉，要求蒋介石弃封书店、释放人员，将这些要求列入国共谈判的文件里。当然，蒋介石根本不理。
不管处境多么艰难，我们都坚持和生活书店在一起。生活书店引导我走向革命，不光是读了几本书，而是这么多年的革命实践锻炼、提升了我，使我勇于追求进步，以生活书店为阵地，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战斗。
周恩来对出版事业的关怀
周恩来十分关心文艺事业，对于革命出版事业也是这样。当年我在汉口的时候，就经常在生活书店看到周恩来。1938年，生活书店的几名同志到延安去，李公朴带他们去见毛泽东，谈了很多事情。毛泽东很关心大家，说现在局势这么紧张，很多人被捕，恐怕将来有困难，到时可以到解放区来。毛泽东的指示传到重庆，具体由周恩来落实，周恩来告诉我们可以去两个地方：一路去华北，跟八路军在一起，在延安办三联书店；另一路跟新四军在一起，由上海那里派人支持开店。
1939年至1940年间，我们已经在解放区办起书店。那时候，因为受到国民党残酷压迫，有些人没法安心工作，原因有两种：一种害怕危险；另一种是工作起来不解气，很想去延安。邹韬奋很为难，他找到周恩来帮忙。周恩来说：“好，我帮你做工作。”
周恩来把书店支部人员找来做工作，并对他们说：“你们现在干的工作就是革命工作。你们应该在这里好好支持韬奋的工作。”他还跟夏衍说：“你要好好向韬奋学习，韬奋写的文章，很多是我们不方便写的。”
坚持出版就是革命
皖南事变后，我们其余的书店都被封了，就剩下一家总店。周恩来跟我们的负责人说：“你们不许谈书店关门的事，只能谈两个字——坚持，坚持下去就是胜利。如果自己关门了，就是把阵地丢掉了。另外，把韬奋安排到香港去，继续搞中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事，继续办报纸、办刊物，把关闭的《大众生活》移到香港去办，把茅盾等几位主要人物也安排到香港。”
1942年，我们好多人从香港回来了，书店总经理徐伯昕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说，你们的工作都处在风口浪尖上，今后你们办事要分三条线：第一线是冲锋陷阵，随时准备牺牲；第二线是扎扎实实地工作；第三线是和其他民主党派协商合作。我们根据周恩来的指导，把事业划分成了三部分。
重庆名义上只有一个书店，实际上有好几个单位。生活书店同黄炎培掌管的《国讯》合作，把邮购部搬到那里成立书刊代办部，我就被派到那里当会计。沈钧儒从他的律师费中拿出一部分钱，成立了峨眉出版社，专门出版鲁迅的书。那时候我就离开了书刊代办部，不再当会计，到峨眉出版社当经理了。《鲁迅全集》出版了，我们就印单行本，第一批准备印10本杂文，因为杂文的战斗性最强。有的出版社更愿意印鲁迅的故事书，但沈钧儒说，要出版战斗性最强的杂文。结果我们送审，被批准了6本，有4本没有批。生活书店在重庆建立了一个核心小组，有5个人，我是其中之一，当时我22岁。
做好统一战线工作
1943年，国统区的民主运动又开展起来了。周恩来手臂摔伤，要回延安治病，临走时，他召集文艺界和出版界的人谈话。周恩来说：“你们除了做好工作以外，要增加一个任务，就是要很好地交朋友，光靠自己办事不行，要扩大战线，要建立文化界的统一战线。”
我们根据周恩来指示，不做关门主义，广交朋友，和私营出版界交朋友。1943年底，我们经过多方合作，除了几个大出版社外，还有中小型的出版社合在一块儿，组织起来，在重庆成立了一个新出版业联合总处，向国民党提出取消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制度的要求。原来是一两家在斗争，现在组成阵线，几十家在战斗。后来，重庆、成都几十家中小出版企业作为股东，成立了新出版业联营书店，我担任重庆联营书店经理。（黄 悦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