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良
浙江省政府连续4年把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纳入十件为民办实事项目，截至2015年底，全省已累计建成4959个农村文化礼堂。然而，纵观全省农村文化礼堂发展现状，仍然存在供给方面的瓶颈制抑，各地发展不平衡，特别是文化供给主体单一、供给制度不完善、供给资源整合不到位、供给创新动力不足等问题，严重影响农村文化礼堂供给质量和效能。
农村文化礼堂供给侧改革就是要提高文化礼堂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减少低端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中高端供给，使供给数量充足，品种和质量契合农民精神文化需要，真正形成结构合理、保障有力的公共文化有效供给。
供给主体上，从“政府包揽”向“社会众筹”转变
相对城市（镇），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薄弱、投入少、设施差，浙江建设农村文化礼堂目的是补齐短板，促进平衡发展。然而，面对全面普及和提升品质，单一政府投入显得十分单薄，公共文化投入短板仍然明显。因此，补短板必须培育建设文化礼堂的社会力量，在继续加大政府投入的基础上，推进社会力量参与文化礼堂的共建共享。比如绍兴市上虞区道墟镇称海村乡贤阮兴祥出资150万元，独资建造村文化礼堂“乡村大舞台”，还建立文化礼堂基金，每年提供5万元用于文化礼堂日常活动支出。
鼓励社会“众筹”参与文化礼堂供给体系建设，既有利于减轻公共财政负担、拓宽资金投入的来源渠道，又有利于有效增加文化礼堂服务的供给总量。政府应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政策，引导个人、企业、社会团体等社会各方面力量通过捐助、捐赠、自办等方式，兴办农村文化礼堂基础设施，组织公益性文艺团队，开展公益性文化活动，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社会众筹新格局。
供给管理上，从“刚性供给”向“效能管理”转变
一直以来，文化礼堂的供给以推行自上而下的“刚性供给”为主，虽然十分注重群众需求，引入“菜单式”供给和以需定供等方式，努力向供需平衡方向发展，然而，这却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甚至也未必是理想的解决办法。首先，需求千差万别；其次，需求是发展变化的。以需求牵引供给，则供给永远滞后于需求；以供给牵引需求，则供给一定走在需求前面。因此，要改革“刚性供给”的效能低下问题，必须构建有效的供给体系，制度优先，保证供给质量和效率。文化礼堂供给侧改革要完善服务供给管理，强调农民的主体地位，实现农民自我管理，构建和完善“表达—监督—评价”机制。比如台州探索文化礼堂理事会制度，集中民意，建立需求表达、监管、反馈等机制，完善供给的效率管理。
农村文化礼堂村民自主管理必须强化制度规范。文化礼堂建成后，政府和群众必须加快角色转换，政府对文化礼堂供给总揽不包揽，将文化供给中承办性、操作性、微观性等事务性工作交给村民。在“建、管、用、育”的关键环节上发挥村民作用，自觉担当管理的主角，参与供给管理中“事前表达、事中监督、事后评价”等环节。只有建立行之有效的服务标准和工作制度，文化礼堂供给才会更有效能。
供给资源上，从“以条为主”向“深度融入”转变
资源整合始终是文化礼堂供给侧的重要抓手，资源整合得好，文化供给才会有序流动，供给效率就高。当前，文化礼堂供给仍处于“以条为主”的模式，局限于宣传文化部门垂直供给为主。因此，在文化礼堂供给资源整合上必须做深度融合文章，提高供给质量。文化礼堂资源深度融合首先要着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要从搭建平台、人才保障、资金扶持等方面入手，通过大力保护非遗资源，改革活动方式，强调融入时尚化、生活化元素，激活群众参与热情。其次，资源整合要突出改造供给方式，如少人问津的农家书屋，究其原因不是农村没人看书，而是图书结构不合理。上虞区新屯南文化礼堂做好图书文章，适时购入少儿图书，结合“春泥计划”举办少儿读书节等，组织引导读者群体，受到少年儿童青睐。
各地在公共文化产品供给过程中，在提高“送”文化的同时，还应积极承担“种”文化的责任，充分发挥文化类社会组织、行业协会、文化志愿者的主体作用，共同参与文化礼堂活动，让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供给效率。
供给创新上，从“文化阵地”向“文化空间”转变
文化礼堂供给侧改革还需要在供给载体上做文章，积极引入“互联网+”新技术，实现大众化参与，多样化传播，全视角渗透。比如杭州市率先创办“空中文化礼堂”和“文化微礼堂”等新载体，实现文化与科技融合，促进文化礼堂供给技术革新，实现多视角、多渠道有效传播。
创新和科技是供给侧的动力所在，也是文化礼堂从“文化阵地”向“文化空间”转变的重要支撑，应立足基层特别是农村的具体实际，积极探索集中配送、连锁服务、流动服务等多样化的服务方式，切实解决长期以来公共文化产品供给跟不上的问题。尤其要抓住高新技术迅猛发展的契机，积极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的数字化、网络化建设，大力发展数字云平台、数字图书馆、网络剧场、公共电子阅览室等新兴文化服务平台，努力构建数字化的现代公共文化供给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