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实习记者 周洋

    敦煌莫高窟是中国古代艺术的宝库，至今仍有492座洞窟存留壁画及彩塑，向我们展示着历史和艺术的辉煌，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历代工匠的毕生付出，他们既是敦煌石窟的营造者，也是敦煌艺术的创造者。

    近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举办了主题为“敦煌历史文化与敦煌古代工匠”的第六场“汲古论坛”。论坛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喻静主持，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敦煌文献研究所原所长马德主讲。论坛上，马德由古时敦煌的地域范围引入，通过“敦煌文化遗产的基本情况”“敦煌古代工匠”“敦煌精神”三个方面进行讲解，以壁画还原历史，由人物体现精神传承，为人们展现了敦煌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和敦煌古代工匠所传承和践行的工匠精神。

    艺术史是一个民族创造美的历史。古代敦煌人十分景慕中原文化，也勇于吸收西域风格，与周边兄弟民族频繁交往，不断取长补短。特别在敦煌佛教艺术中表现出强烈的主体意识，处处可以看出“以我为主”，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按照自己的需要对东西文化进行甄选取舍。

    敦煌艺术既不是天竺原样，也不是佛像粉本，更不是哪一位高僧的杰作，而是生活在各阶层群众中的造神者——艺术工匠创造的，他们十分熟悉人们的愿望和情感，理解时代的风尚。通过他们的艺术劳动，以塑绘手段来表达宗教题材，用人们熟悉而又喜闻乐见的形式，为当时的社会需要“造神”。“对照佛典就会发现，石窟里的艺术品无一不是创作，因为在浩瀚的《大藏经》里，无论经、律、论、史，都没有提供壁画上的这些细节。”马德表示，佛经只提供了主题、题材和教义仪轨，并没有对画家、雕塑家提出艺术形象的要求和艺术技巧操作的指导。

    古代艺术工匠在“造神”时，要独立创作，从构图到刻画形象，无处不包含着他们的生活经验、文化修养与艺术想象力。创造敦煌石窟的民众，世世代代地把他们的愿望、想象、祈求，既用形象表达出来，又把他们对生活的憧憬寄托于这些艺术品。

    要把大量的义理通过形象思维与众不同地表现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古代的画师与雕塑师并没有使佛教艺术程序化。在莫高窟，很难找出两身绝对相同的佛陀、菩萨像，更找不到绝对相同的同名经变。

    为什么各时代的艺术工匠制作的佛、菩萨能得到僧尼们的认可？能得到各阶层信仰者的喜爱和崇拜？马德说，因为他们是在这种形象思维传统里成长起来的。这个传统渊源于时代的社会生活。艺术工匠、佛教僧尼、世俗信众都出自这个传统，并受其哺育。每个时代的社会变迁，都必然要增进新的内容与新的形式，也就是其传统的新的延续。新一代的造神者、僧尼、世俗信众，十分欣赏与适应这些新的形式与内容。因为生活是怎样的形态，审美意识与信仰态度也必然与之相适应。

    敦煌文化是中华文明同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果。几千年来，敦煌的劳动人民，特别是从事各种手工业劳动的工匠，用他们的聪明和智慧，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筑造了敦煌石窟这座历史的丰碑。在马德看来，要了解敦煌的历史文化，就要了解创造敦煌历史文化的历代列祖列宗。敦煌事业培养和造就了敦煌精神和民族精神，无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到什么程度，这种精神和财富永远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动力，而且在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中不断得到升华。

    “保护和研究是为了弘扬，没有弘扬就失去了保护和研究的意义；弘扬是为了传承，没有传承就失去了弘扬的意义；传承的是精神，是历史使命。传承需要升华，没有升华就失去了传承的意义。升华是精神的升华，是促进社会发展，推动历史前进的时代先锋。”马德说。

    敦煌石窟、敦煌遗书和保存在敦煌大地上的历史遗迹遗物，是属于全人类的世界文化遗产。敦煌古代工匠是敦煌石窟的营造者与敦煌艺术的创造者，是敦煌历史的缩影。他们用自己的勤劳、智慧甚至生命，留给子孙后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艺术财富。关于敦煌历代工匠的研究展示出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对于人类历史，敦煌精神首先是一种奉献、创造与包容的精神。

    论坛上，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教授李海波、山东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张鹏、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景天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赵玉平等专家学者，围绕敦煌文化、敦煌艺术、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互鉴等，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并对主讲人做出回应。

    在评议环节，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崔红芬应邀对论坛内容进行了点评，并简要介绍了敦煌石窟中涉及西夏历史和文献的石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