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湾
如今，人们习惯把“文革”前诞生的一批革命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称之为红色经典。而在红色经典中，开风气之先的正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在一九五七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红日》和《红旗谱》。《红旗谱》虽比《红日》晚出版几个月，但这部在当代文学史上有着里程碑式重要地位的作品一经面世，就引起巨大的轰动效应。
那是一九五四年，中青社文学编辑室正由出版翻译作品向出版创作作品战略转移，走出去向作家广泛约稿。萧也牧听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员张云芳说，文讲所支部书记梁斌悄悄写了部关于高蠡暴动的长篇小说。张云芳和萧也牧是晋察冀群众剧社时的战友，她的丈夫潘之汀就在文讲所工作。萧也牧征得编辑室主任江晓天同意后，就和编辑张羽一起，去文讲所找梁斌，把《红旗谱》初稿抱回来。
在作家云集的文讲所，起初谁也没想到这位专职的党支部书记，正在写着一部皇皇巨著，即便是看了《红旗谱》部分初稿的人，也没一个予以褒奖的，更没有哪家出版社上门来争抢这个旧皮包里的“红宝石”。黄伊在《编辑要有伯乐的眼力》一文中回忆萧也牧审稿时的情景：“取回稿件，他关起门来，细细审读《红旗谱》原稿。看了稿件，他兴奋得不得了，给作家打电话时，激动得声音都变了。”但是，毕竟梁斌在战争年代长期担任部队和地方的领导工作，不是专业作家，驾驭这样的重大题材，写一部上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初稿离出版的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萧也牧和张羽把《红旗谱》初稿送回梁斌时，详细谈了他们的审读意见，明确表示，稿子基础不错，已列入中青社的重点书稿，希望他认真加以修改、充实，使之成为一部“能一炮打响的杰作”。
萧也牧和张羽的鼓励，使梁斌信心倍增。为了将《红旗谱》早日交付中青社出版，他毅然决定辞去文讲所支部书记的职务，回故乡河北去。为此，他求助于在华北局组织部担任领导职务的老战友陈鹏。未料陈鹏说：“你还是到天津去吧，可安排你当副市长。”梁斌回答：“我不想做官，也没有意思当副市长。”经过几番周折，一九五五年三月，他终于如愿以偿，到河北省文联挂了个副主席的名，以专业作家的身份专心致志地从事《红旗谱》的写作。经过半年的奋战，他将《红旗谱》改出了一稿。张羽、萧也牧先后审读之后，由张羽执笔，以中国青年出版社第二编辑室的名义，给梁斌写了一封一千五百字的信，对书稿作了概略的肯定，并提出两条意见：“作品还写得粗糙，有些章节还缺乏很好的剪裁”；“作品中对党的地下工作的艰苦性写得不够”。此外，还强调“作品中所写的历史事件中的人物活动，哪些应该肯定，哪些需要批判，有必要明确指出”；“也因为它是描写革命斗争的小说，将会在读者中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和你都应以认真的心情来对待它。……除了请河北党委审查外，还有必要请中央审查”。十一月十二日，梁斌在复信中表示：“感谢你们尊重我的劳动，我同意你们的意见，出版前要送中央及作家协会审查一下。”并说：“现在我打算分两部出书。第一部（《红旗谱》），约二十七万字。第二部《七月》约二十四万字。第一部约在明年夏初交稿。第二部约在秋末交稿。这样，在现在基础上，可以搞得好一点。”
为了节省梁斌的时间，一九五六年春末，萧也牧专程去保定审看《红旗谱》。看完之后，他兴奋地对梁斌说：“诗，这是史诗，千字十八元，三万册一个定额……”并与梁斌正式签了约稿合同。江晓天对《红旗谱》这部重点书稿的编辑工作抓得很紧。梁斌在一九五六年底交稿之后，江晓天考虑到萧也牧是从晋察冀根据地来的，对《红旗谱》所写的高蠡农民运动及蠡县博野一带的生活比较熟悉，就决定由他来当责任编辑。
应该说，由萧也牧来当《红旗谱》的责编，不仅是梁斌的幸运，而且，对于中国文坛和广大读者来说，也是一件幸事。当年与萧也牧坐对桌的青年编辑王扶，在《第一个带路的人——忆萧也牧老师》一文中：“我记得，当你看过《红旗谱》的初稿第一天起，你怀着决不亚于作者的激情赞美它；你为它那些不完善的地方呕心沥血，整夜整夜地思考着修改方案；你为它精心做着文字的加工和润饰。有时为了一句语言，委托我回家时请教一下祖母（《红旗谱》写的是我家乡的事）。你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为了一部伟大作品的产生，你放弃了自己的写作，放弃了睡眠，甚至放弃了吃饭，忍着剧烈的胃疼……”
书稿编就发排后，萧也牧曾拿着大样，找了几家刊物，想争取在出书前选发几章，听听各方面的意见，以便在付印前改得更好一些。结果，他很失望地对江晓天说：“一个作家没有成名之前，发表作品就是难啊！算了吧，干脆咱们直接出书。”于是，他就要求出版部门想方设法打扮《红旗谱》，给它出大开本、黄胄的插图本、精装本，乃至送到莱比锡去参加国际博览会的道林纸特藏本。连第一版封面上的书名题字，也是出自萧也牧的手笔。这就表明，假如不是有萧也牧这样一位殚精竭虑、认真细致的责任编辑，《红旗谱》的艺术成就未必会如此伟大，在文学出版史的地位也未必会如此崇高！正如江晓天在《“黄泉虽抱恨，白日自留名”》一文所说：“《红旗谱》是中青社开创后，出版的第一部引起广泛注意的创作长篇小说，给编辑工作提供了许多重要经验……回想起来，当年一些作家听说萧也牧改行当编辑，一方面感到惋惜，一方面又感到高兴，大概就是因为他搞过创作，对作家冀望于编辑的是什么，有切身的感受。”
萧也牧曾说过：“编辑是作家的朋友，同时是作家的学生也是老师。他要真正能够对作家有所帮助。他应该是个高明的艺术品的鉴赏家。他应该是伯乐。他为人民发现一个作家，他的贡献，并不亚于发现一个矿藏。他应该是一个严格的文学评论家。‘编辑是高级的创作’，他要担当得起这样的称号，必须努力学习，使得自己的生活知识和对生活的理解，自己的文学知识和对文学的理解，不致低于作家的水平。他要善于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来鉴赏作品。他要善于根据创作劳动的特点来进行编辑工作……”
《红旗谱》在一九五七年底出版后，立即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效应。这应该是作者和编者都感到分外高兴的事，相互间的情谊也无疑会因合作的成功而变得更加亲密与深厚。然而，事与愿违，当萧也牧随后登门取《红旗谱》的第二部《北方的风暴》（后改名《播火记》）的原稿时，梁斌却没有答应。回社后，萧也牧又给梁斌打电话。黄伊在《<红旗谱>失而复得》一文中写道：“萧也牧本名吴小武，他打电话给梁斌时自报家门：‘我是吴小武……’作家听说是他，气不打一处来：‘我们河北人为了朋友可以两肋插刀，你呀……’呱嗒一声把电话挂断了。作家一怒之下，不但收回《红旗谱》的版权，而且将该书的续集《播火记》，也统统转交给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了。在此前后，经中宣部批准，人民文学出版社用选编本的名义，也出版了《红旗谱》。”（《编辑的故事》第九十六页）
那么，究竟是为何事，萧也牧没有为梁斌“两肋插刀”呢？稿费！粱斌在《一个小说家的自述》中，提到一九五六年春萧也牧去保定签出版合同时，曾有这样一段记述：
他拍拍我的肩，说：“梁斌同志，了不起呀！我们的大作家！”立刻从皮包里掏出合同，叫我签字，我根据他的意见签了字。千字十八元，三万册一个定额是他自己填的。
送走了客人，走回我的小屋坐下来，平了平气，这时我感到作为一个作家的幸福。
（《梁斌全集》第五卷第四百九十四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二○○五年出版）
千字十八元的稿费标准低吗？不低。他签字后是“感到作为一个作家的幸福”的。据黄伊回忆说，“在五十年代，付给作者稿费有两个规定：一，根据稿件质量，千字付多少稿费，十二元、十元、八元、六元不等。二，印数定额，五千、一万、两万、五万、十万不等。印够这个定额，就付一次稿费。定额一般由出版社掌握，最好保证作家能拿两次稿费。”据梁斌《一个小说家的自述》的记载：“《红旗谱》出书，给了四万元稿费，交帼英（即梁斌夫人——笔者注）保存。七个子女，自此生活有了保证。”在此后的几十年里，《红旗谱》累计印了二百一十八万册，如果以三万册一个定额计，梁斌至少可得七十万元稿费。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物价水平很低，一般国家干部的月薪不足百元，《红旗谱》首印就得四万元稿费，这在当年，就应该是一个天文数字了。怎能说萧也牧没有为梁斌“两肋插刀”呢？再说了，萧也牧为《红旗谱》付出了那么多才智和辛劳，并没有得到一分钱的回报和奖赏啊！
《红旗谱》的版权丢了，作为编辑室主任的江晓天当然于心不甘。他想让张羽去挽回颓局，未想到张羽打电话给梁斌，梁斌的家人一听是他打来的，就问坐在一旁的梁斌接不接。电话里传来一句气话：“不接！”梁斌不接张羽的电话，江晓天决定再换马，派黄伊专程赴天津到他家里修补篱笆。粱斌见黄伊登门来看望他，就知道中青社是要收回《红旗谱》的版权，便说：“百花文艺出版社不但重印了《红旗谱》，连《播火记》也排出来了，他们肯还给你们吗？”黄伊说：“只要你同意将《红旗谱》和正在排印的《播火记》交还中青社，其他的事不用你操心。”黄伊离开梁斌家就直奔百花文艺出版社社长林呐家拜访。林呐很大度，当即同意将《红旗谱》的版权还给中青社，同时，他好人做到底，将正在排印的《播火记》一并转让。黄伊也当即表示，百花社就此而造成的一切损失全由中青社来埋单。于是黄伊就成了《红旗谱》再版和《播火记》 及第三部《烽烟图》的责任编辑。江晓天对我说，黄伊是一个热心为作家服务的好编辑，腿脚勤快，组稿能力特别强，但是，文学功底和对稿件的修改加工能力比萧也牧要逊色得多。我明白了：《播火记》、《烽烟图》出版后之所以远不如《红旗谱》的反响大，就是因为作为责编的黄伊不能像萧也牧那样，通过殚精竭虑、字斟句酌地精心加工润色，使作品的艺术质量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据黄伊生前讲，粉碎“四人帮”后，梁斌听他讲述了萧也牧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后，曾不胜唏嘘，含着泪说：“没想到萧也牧比我还惨！我不该那样误解他呀！”一九七九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公开为萧也牧平反昭雪后，包括王蒙、秦兆阳、康濯、流沙河、浩然在内的许多著名作家和编辑朋友都为萧也牧写了极其感人的怀念文章。可是，我们在《梁斌文集》里，却找不到一篇怀念萧也牧的文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
